南渡北歸:全三部(全新校對增訂、珍貴史料圖片版)(epub)

「南渡北歸」系列共分為《南渡》、《北歸》、《傷別離》三卷,此作品為中國極具影響力的紀實作家岳南,三下江南、耗時八年,搜閱近千萬字珍貴資料所完成的史詩巨著。書中詳述了民國知識分子們冒著抗戰炮火由中原遷往西南之地,再回歸中原,之後因政治局勢對立而各自分別的故事。本系列完整再現了中國最後一批大師劇烈變遷的群體命運,可視為一部全面探討民國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流亡血淚史。

在系列之一《南渡》中,描述了抗戰爆發前後,中國知識分子們不同的人生際遇和學術追求。時間以七七事變為始,繼之平津淪陷後,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南渡西遷,先後在長沙、昆明及蒙自辦學的歲月,並論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教育文化組織在抗戰烽火中艱難跋涉的歷程。書中特別描寫了蔡元培、胡適、陳寅恪、李濟、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梅貽琦等人在這段戰亂時期的顛沛流離與學術研究,深刻解析了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愛恨情仇與文化縮影。

在系列之二《北歸》中,著重在描述抗戰勝利前後,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的學術追求,以及其各自的思想變化與不同的人生遭際,時間跨度約為抗戰中後期至一九四八年末,選舉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為止。書中突出地再現了董作賓、李約瑟、童第周、陳夢家、沈性仁、蔣夢麟、聞一多、劉文典、羅庸、吳□等人,在民族危亡的艱難歲月裡,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並對這群知識分子群體於時代大潮中的分化與演變,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探究,充分揭示出那些被蓄意掩蓋的歷史隱祕。

在系列之三《傷別離》中,描寫自一九四八年末國共大勢抵定以降,這批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和人生際遇。從國民黨遷臺的國寶爭奪戰及「學人搶救」計劃為始,逐步細膩地考查了在兩岸局勢成形之後,這群知識分子的群體命運出現了分叉流轉的各種面貌。書中特別論及傅斯年、胡適、梅貽琦、李濟、吳金鼎、林徽因、陶孟和、曾昭燏、梁思成、葉企孫、穆旦、陳寅恪、吳宓、金岳霖等人的晚年後事。此為本系列的終章,其情感溢於言表,讀來不勝唏噓,令人扼腕浩歎。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

陳寅恪與李莊失之交臂,標誌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盛轉衰。當年史語所的主將趙元任,早在昆明時期就棄所而去,跑到美國任教於夏威夷大學,後轉耶魯與哈佛大學任教,從此再也沒有與戰火熊熊的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史語所在李莊的另外幾員大將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濟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方桂也已離開李莊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淩純聲不久即到重慶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長,只有董作賓、吳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幾位元老還在李莊板栗坳這座孤獨的「山寨」裡艱難度日。面對日漸冷清且有些悲涼的境地,大家仍苦撐待變。正如石璋如所說:「留下的幾個人不管如何,依舊規矩工作。」(註1)

就在學者們於貧困、寂寞中,蟄伏在山坳裡默默做著案頭工作時,一位高個頭、大鼻子、藍眼睛的老外,來到了李莊,使揚子江頭落寞的古鎮掀起了略帶鹹澀味的微波。這個老外便是後來以《中國科學技術史》在中國學術界廣為人知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技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如大多數事業有成的人物留下的傳記所述,在愛爾蘭成長起來的李約瑟,也屬於聰明好學之士,一九二二年畢業於劍橋大學,一九二四年獲該校哲學博士學位。後來,李約瑟更以研究生物化學聲名鵲起,三十七歲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其曾經轟動一時的生物化學與胚胎學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學胚胎學》、《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均在他四十歲之前問世。(註2)

可能與人的性格或天性有關,據李約瑟自己介紹,求學時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對科學史發生了濃厚興趣,後又把目光漸漸移向東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一九二二年夏天,剛從劍橋大學岡維爾──基茲學院畢業不久的李約瑟,無意中讀到一位中國留美學生用英文在《國際倫理學雜誌》發表的一篇論文〈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文中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科學,「是因為按照她自己的價值標準,她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來,如果中國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頌天的思想,那早就產生了科學。」(註3)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後來任教清華、西南聯大、北大,並在「文革」期間跟在江青高翹的屁股後面一度呼風喚雨的馮友蘭。當年的李約瑟讀罷這篇奇文,於驚奇不解中生發出一系列感慨:許多年來,自以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的無知、蔑視與偏見,以霸道甚至是渾蛋的邏輯搞出的所謂「歐洲文明中心論」與「中國文明西來說」等一系列偽學說,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已是極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難道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承認中國有過科學?!該文闡述的觀點與自輕自賤的「小賤人」做派,對李氏的精神產生了極大刺激,文章的作者馮友蘭的大名,也一併長久地積存於他的記憶之中。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國的淞滬抗戰最為悲情壯烈之時,三位中國留學生來到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門下拜師學藝,分別是燕京大學的沈詩章、金陵大學的王應睞和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一位南京藥商的女兒魯桂珍。三位黃皮膚的年輕人不僅給李約瑟帶來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還給他帶來了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堅定信念。這位大鼻子、藍眼睛的「夷人」,於人生中途突然轉向了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研究,而這一抉擇,與他和中國學生,特別是早年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理學院、時年三十三歲的魯桂珍相遇有極大關係。對於李、魯建立的友愛之情,李約瑟本人曾在多種場合坦誠地表示過,魯桂珍晚年也同樣不謙虛地「笑納」了。比魯桂珍大三歲的李約瑟,先是愛慕魯的美貌和她一顰一笑所展現的典型東方大家閨秀的風韻,連帶地引發了他熱愛中國文化的強大衝動與興致。而對中國文化強烈的喜愛,又促使李約瑟提出並思考一系列問題,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所言:「我對他們的了解越深,我與他們的思想就越相接近,這就導致我尖銳地提出一問題:為什麼在西元一至十五世紀的漫長歲月裡,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比西方更為有效並遙遙領先?中國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貢獻?為什麼中國的傳統科學一直處於原始的經驗主義階段,而沒能自發地產生近代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註4)──這一連串的疑問,就是後來世人津津樂道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註5)的雛形。

既然疑問占據了李約瑟追求真理與科學精神的心靈,就要設法去解答、破譯,於是,李約瑟自內心深處發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對此,李氏說道:「我深思熟慮地用了這個詞,因為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命運使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國文化價值和中國文明這方面來。」(註6)

《聖經》上說,猶太教徒掃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途中,忽然被一束強光罩住,並受到耶穌的責備。此後,掃羅反省了三天三夜,耶穌派了亞拿尼亞去看望掃羅。從此掃羅皈依了耶穌,並改名保羅,成為耶穌直接挑選的使徒。李約瑟形容自己的這種轉變「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墜入中華文化的「愛河」,「對漢語、漢文、漢字和自古以來傳播於中國的思想,產生了激情。它們把我引入了一個我以往一無所知的新天地」。(註7)正是這一思想和學術價值觀的轉變,使三十七歲的李約瑟開始向魯桂珍和劍橋另一位著名漢學家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發憤學習漢語,並渴望在有生之年破譯這個「李約瑟難題」。當魯桂珍即將畢業離開劍橋時,李約瑟與她合寫了第一篇中國科學史論文,並相約:今後決心要在這方面做出一番事業,猶如羅馬國會上主張「迦太基不滅,我們就要被滅亡」的誓言一樣。

此時的李約瑟立志要寫出的是「一冊過去西洋文獻中曠古未見的關於中國文化中的科學、技術和醫藥的歷史專書」,並通過這部著作,解開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這就是後來震動世界,由最初的一冊而延伸到三十多卷冊的皇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得以問世的胚芽。

一九四二年秋,英國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最為重要的轉折時刻,決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學家與學者赴中國考察訪問並給予人道主義援助。作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兼及初通中文,並對東方文明懷有濃厚興趣的李約瑟有幸被選中,他與牛津大學的希臘文教授E.R.多茲(E.R.Dodds,又譯為道茲或陶德斯)組成英國文化科學使團,前往中國。一九四三年三月,李約瑟與幾位同事從印度加爾各答經中國與外界相連的唯一通道──著名的「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進入雲南昆明,自此開始了長達四年的在華考察生涯。

在昆明逗留期間,李約瑟訪問了西南聯合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天文、化學和工程研究所,並為這幾家機構輸送了部分圖書、儀器等緊缺物品。

三月二十一日,李約瑟一行由昆明飛往重慶。翌日一早,前往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拜訪總幹事葉企孫,討論戰後中國與歐洲科學合作事宜。其後與當時正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政治、科學、教育、文化界大員吳鐵城、陳立夫、王世杰、翁文灝、張道藩、蔣廷黻、蔣夢麟、朱家驊、梅貽琦等人分別做了晤談。受朱家驊聘請,李約瑟與E.R.多茲出任中央研究院通訊研究員。在英國駐華大使西摩的理解和支持下,這年六月,通過中英政府的共同努力,在重慶成立了中英科學合作館,李約瑟出任館長,辦公地點設在英國駐華使館一側的平房內,人員由六位英國科學家和十位中國科學家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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