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叱咤一时的邵氏大片厂年代，拍戏等于印银纸 / 钞票的商业大片年代，一窝蜂北上开荒的合拍大片年代——历遍朝代更迭的香港电影王国，曾经发展太快亦太多，难怪对“保存”、“传承”这些事，似都未曾特别考虑过。要等到产量锐减、小本经营的低预算年代来临，电影业界才醒悟，时代流徙之中，前人未懂珍惜，往事只能追忆，而太多无价之宝却已失去。
回看叱咤一时的邵氏大片厂年代，拍戏等于印银纸 / 钞票的商业大片年代，一窝蜂北上开荒的合拍大片年代——历遍朝代更迭的香港电影王国，曾经发展太快亦太多，难怪对“保存”、“传承”这些事，似都未曾特别考虑过。要等到产量锐减、小本经营的低预算年代来临，电影业界才醒悟，时代流徙之中，前人未懂珍惜，往事只能追忆，而太多无价之宝却已失去。
近年，談及香港左派歷史，比較多回顧1970年代的學生及激進青年運動，一般稱作「火紅年代」。當中有些受當時西方左翼思潮影響的年輕人，成為自由社會主義者（libertarian socialist），也有些人組成過左派小組織，例如「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新苗」以及後來的「四五行動」；也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組成小團體，例如黑鳥樂隊及民眾劇社。以上的左翼青年在1970年代也多少有參與《70年代雙周刊》（1970-78）的出版，因此，連媒體也出現了不少有點懷舊味道的特寫文章。
早年以「少帥」名聞中外的張學良將軍逝世了。這一個月來，也許因為注意力全部為恐怖主義占去了，我竟未在美國新聞媒體中看到任何報導。承《聯合報》下問，要我對這位在中國現代史上發生過關鍵作用的人物發表一點感想，所以匆匆寫下這篇文字，聊為知人論世之一助。首先必須聲明：我對於張學良和他所經歷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都沒有特別的研究，我所憑藉祇是一個同時代的人就見聞所及對他的一些認識而已。我也不願意輕易對他下道德判斷，衡量他一生的功過，因為這是後世史家的事。同時代的人總免不了情感的偏向，兼以原始史料尚未齊備，下筆決
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在我国谈“启蒙”，几乎就是谈“福泽”，这样说并不过分。维新前后，福泽接连不断地写出《西洋事情》《世界国尽》《西洋案内旅》《劝学篇》等著作，以此在急速发展的新时代占据精神指导者的地位，至今已有80年了。一直以来，人们回顾福泽的精神时，总是将之与启蒙要求联系在一起考虑。大西祝曾在《国民之友》第362号里大声疾呼道：“—时勃然兴起的启蒙思潮，其使命还未达成一半，便转为回顾历史，以破坏历史的连续性为最恐怖之事，把拘泥于历史误认为是对国
手头有一本书，作者是一个网上搜半天也搜不出来的人。因为稿子实在太垃圾，我进而想知道作者是不是更垃圾，最后终于从另一本书的简介里知道了作者，嚯，原来是山东某县的一个退休的四级调研员，做过主任的。
韋伯曾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中感慨道：
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這才是人性的極致表現，使人為之動容。只要我們的心尚未死，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會在某時某刻，處身在這種情況中。01
在這個二戰結束以來整個世界處於最分裂、無序和混亂的至暗時刻，人類社會究竟何去何從；理性的聲音是否還可以成為不同文明、族群和國家之間對話的重疊共識；民族國家之上是否還可以找到更開闊的世
距离疯狂毫无人性的新冠隔离措施的破产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就有了很多为那段历史大唱赞歌的了。本来，嘴长在人身上，是吃屎还是放屁，都由他去，别人是管不了的，但他吃完屎或放完屁后，还招摇过市，以为得了无限的荣光，殊不知那股恶臭是要让人恶心呕吐的，别人就不能不抱怨几句牢骚了。
只是几句牢骚，不料就跳出了五星红旗的头像，语气深沉地说“炒冷饭有意思吗”。炒饭当然没有意思，起码没有海鲜鲍鱼有意思，况且还是冷的——也因为是冷的，才要炒——但饭就在那儿，没有海鲜也没有鲍鱼，你不炒，它只会变馊发臭，并不会凭空消
以前看外国文学，经常见到柳鸣九的大名，什么主编，顾问之类的。觉得这真是一个大师大家。后来因为作编辑的缘故，编他的一本书，是死后好事者整理的。里面的文章，不是在自夸，就是在骂别人。对自己的错误百般辩解，对别人毫无宽容，尤其是对鲁迅的直译说，可以说到了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了。柳鸣九对上海人不知是有什么偏见，书里赤裸裸地讽刺辱骂上海人，说他上学时上海人看不起他，说他土，现在他著作等身，是学界大师，而上海人则默默无闻之类的。都是八九十岁的糟老头子了，还在意这些俗事。
此人惯于扯虎皮拉大旗。尤好名。他自己
我不幸做了一个编辑，于是就经常不得不看一些奇怪的书稿。最近在看一位在翻译界鼎鼎大名的人的书稿（遗著），文章之匪夷所思、前言不搭后语、拖沓繁琐，到了令人快要骂娘的程度。当然，也许这并不是作者的错，因为是遗著，大概是活着的好事者为了某种原因，搜肠刮肚从不知哪里凑出几十万文字，作为逝者最后的遗产。虽然大概整理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却像是狗尾续貂。只会给这位翻译大师的名声抹黑罢了。
通过书稿的序言可知，这位翻译家生前就已经中风好几次了，到了目盲嘴歪四肢几乎不动得程度，可是勤奋得厉害，去世之前还在“著
普京大帝侵略乌克兰这么久了，原来梦想的闪电战以闪电般的速度破灭了，遂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本来这是外人的事，与我们事不关己，不料中国就是有那么一帮俄国的孝子贤孙、小三姨太太，看到普京大帝洋相百出，竟也心急如焚，恨不得亲手上乌克兰战场，替普京做肉身炮灰，以报答……报答什么呢，就说是爹味之恩吧。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作认贼作父，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把贼人当爹奉承，自己的亲爹被贼人祸害了，有点人味的，都要心里诅咒他一万遍不得好死。更不要说有血性的人，更要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了。就算是动物吧，它见了杀害父母的人，都要躲得远远的，或者猛扑上去咬一口。但偏偏在中国有那么一撮人——不好说是人——有那么一撮畜生——也不好说是畜生——有那么一撮东西，就要把贼人当成亲爹来跪舔，美其名曰：友谊上不封顶。世界上没有不封顶的东西，如果有，那就是中国人的俄爹情结。
为什么我这么厌恶俄粉呢？这么说吧，对于一个傻逼，你只能一笑了之。但对于一个憋着坏水的傻逼，我的意见是人人得而诛之。而认贼作父的俄粉，就是憋着一肚子坏水的傻逼之属。老毛子为祸中国烈矣，这是白字黑子、累累白骨证明的史实，明知这个史实而去做俄粉，不是汉奸是什么？还能叫中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