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威丞本来只想申诉一场职场霸凌，却没想到，这个申诉，成为他职涯滑落深渊的开始。
事件的起点是在2023年底。在桃园市新闻处任职近五年的张威丞，其过去的长官升任为他的直属主管。原本他只期望能正常工作，但迎来的却是无声的冷暴力。
主管不仅刻意冷冻他、不分派任何工作，甚至在职场上将他边缘化。他回忆：“他那两个月几乎不跟我讲任何一句话，所有事情都请其他人代为转达，有些同事来问我事情，他会跟同事说：‘你不要问他，你去问别人’。”
长官的态度让张威丞身心俱疲，甚至不得不前往身心科就诊。一天，张威丞总算鼓起勇气向更上级的处长反映此事，并表示自己可能会提出职场霸凌申诉时，处长第一时间表示绝不“河蟹”，承诺会处理此事，但最后的解决方式，却是将张威丞调往另一个单位。对张威丞来说，这形同把提出问题的人“处理掉”，而非真正解决霸凌。
但真正的风暴还在后头，张威丞正式对其主管提出职场霸凌申诉后，反遭到处长与副处长的打压：处长不断约谈张威丞，甚至在谈话时强迫他禁止录音、交出手机；副处长更打电话到张威丞就诊的身心科，指控医师开立“假诊断”证明，甚至对霸凌相关证人施压，导致一名怀孕中的同事身心不适、承受极大压力——这场霸凌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变本加厉。
面对层层打压，张威丞别无选择，他再度对处长、副处长提出职场霸凌申诉。然而，在当前台湾公部门体制之下，申诉真的能带来改变，亦或让受害者承受更沉重的代价？
公部门无处不在的职场霸凌张威丞遭遇职场霸凌的情况，在公部门并非个案；让人却步的是，申诉未必能带来公正的结果，反而因体制内的权力结构，使调查结果不如人意，并让申诉者陷入更难堪的处境。这样的情形，使得许多公务员即便遭遇不公，也不敢轻启申诉程序。
他们只能选择沉默。他们清楚知道，申诉后的下场往往不是“问题”被解决，而是“自己”被针对，甚至彻底断送职涯——许多人最后只能默默离职，甚至有些人走上了更极端的道路。
2024年11月，一名任职于劳动部北分署的吴姓公务员在办公室内结束生命。据其同事的证言指出，吴员长期受到分署长谢宜容的高压管理和不当对待，包括在非工作时间透过通讯软体交办任务，要求即时回复，并被指派负责特定专案，但缺乏相关资源和支持，导致工作压力巨大。调查显示，事发前，吴员每日工作长达16小时，甚至假日也需加班，最终不堪重担选择结束生命。
在吴员自杀后，劳动部提出的首份调查报告却引爆舆论怒火。该报告指，主管在工作上对同仁的要求是“目的良善”，且“无法证明吴员有遭受长官职场霸凌之情事”。这样的结论，自然不被舆论买单，一波波的舆论海啸袭来，导致时任劳动部长何佩珊引咎辞职下台，其在职仅186天，创下台湾劳动主管机关首长最短命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