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完了保罗克鲁格曼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在那本书中，作者狠狠地批了美帝共和党的极右派的政策，包括减税、瓦解国家医保系统等等，并认为现在美帝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平等，是因为共和党的里根、布什政府放任富人，压制穷人的就结果，是共和党的理念造的孽。书的最后作者呼吁继续罗斯福以来的“新政”，以再造一个平等幸福的资本主义福利社会，所谓“良心”，此之谓也。保罗 克鲁格曼君。此君以预测亚洲金融危机而暴得大名，并获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首先送出的一套书，第一本是米尔顿 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不知道具体从什么时候起，我出门的时间变成了五点半，起床则要在五点。跟以前相比，恰恰提前了半个小时。即使这样早出门，到公交站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人在排队候车了。看来还有比我出门更早的人。以前在这个时间坐车，一般情况下车出了燕郊还有相当大的空间，不像通常塞得满满的。但现在，即使是始发站，就有无座的乘客了。
在我现在住的地方，现在是一个镇，也是一个开发区。它靠近北京，在通县的东边，但行政规划上属于河北省廊坊市，其实和河北根本不沾边。它的四周是北京和天津的区县。这样，就成了一块飞地。
我是在2008年的时候最早接触了这个地方，直到2012年，我搬家到这里，因为爱人怀孕了，不再上班，需要个地方好好呆着，而从前在北京租房，虽说上班方便，但心里总是担心有一天中介会来说，房子不租了或下个月涨房租之类的话。没什么考虑，我们就搬到了这里，搬到自己的房子里。
就这样，我开始了河北北京两地奔波的生活。
2006年的时候，洋桥那块的房价还是八千多。地铁四号线还不见踪影，在马家堡小区里，一个四川人开的小吃店还在。那里的酸辣粉最好吃，酸是真酸，辣倒是不辣，炒熟的黄豆颗颗饱满，在碗里铺了一层。
那是我就像大多数刚来北京的进城务工人员一样，住在一个地下室里。地下室是防空工程，那是在规划图上明明白白写着的，但真正的用途却是住人。
初见大字，是在小学的时候。学校的围墙是红色的砖砌的，一米多高，外不能抵御蟊贼，内不能阻挡顽童，渐渐成了一件摆设。翻的次数多了，砖就脱落去许多，直到有一天裂开一个大口子，这下不但人能出入，连鸡狗也如入无人之境了。这样的围墙还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可以在上面写大字。
罗老师是一个乡村教师，背微驼。一直教语文。好像是那些教师里比较有学问的，所以写大字的任务往往就落在他身上。罗老师写大字的时候，先用尺子和粉笔在围墙上画出一个个正方形，继而又画成田字格，最后才用一把短毛刷子蘸了白色的涂料写开去。那时的大字，往往是“四个现代化”“计划生育”之类。现在想起，罗老师的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那一堵围墙因了刚写上的字，顿时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现代化”的感觉，也颇能感觉得到。
北京向东30公里，指的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向东，跨过一条河，就到了一个叫做燕郊的地方。
燕郊实际上是一个镇的建制。但现在人们所说的燕郊，更多的是指那个开发区—–就在前年，燕郊荣升为国家级的开发区——燕郊镇和燕郊开发区于是就并存 了。但这两种名称也是实际存在着界限的，那就是一条繁忙的公路，叫做120国道，是从北京出发直到东北某个市的公路。国道南面是燕郊镇，国道北面是燕郊开 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