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以「少帥」名聞中外的張學良將軍逝世了。這一個月來，也許因為注意力全部為恐怖主義占去了，我竟未在美國新聞媒體中看到任何報導。承《聯合報》下問，要我對這位在中國現代史上發生過關鍵作用的人物發表一點感想，所以匆匆寫下這篇文字，聊為知人論世之一助。首先必須聲明：我對於張學良和他所經歷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都沒有特別的研究，我所憑藉祇是一個同時代的人就見聞所及對他的一些認識而已。我也不願意輕易對他下道德判斷，衡量他一生的功過，因為這是後世史家的事。同時代的人總免不了情感的偏向，兼以原始史料尚未齊備，下筆決難公允。但是我也無意完全掩飾我的偏見，不過儘量把它壓縮到無足輕重的地位而已。二○○一年十月十六日余英時記
兩則軼事 一窺少帥世界
張學良一生做了兩件大事：第一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東北「易幟」，表面上完成了國民政府的統一。第二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動了「西安事變」。兩者相較，後一事的重要性遠為重要，因為它確確實實改變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行程。他為什麼能做出這兩件大事呢？這便非對他的出身和為人稍有認識不可。我恰好記得《胡適日記》中有關於張作霖、學良父子的軼事兩則。檢出重讀，果然既可信，又生動。讓我先把這兩個故事介紹出來，再談其他。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胡適在從南京回北平的火車上遇到追隨張學良的王化一和盧乃賡，敘述了張氏父子的往事，原文如下：
張漢卿（按：學良的字）手下的人，王卓然、王子文、王化一，皆可算是正派的人，Donald（按：即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護持他最多。餘人多是「陪他玩」而已。
王化一說：漢卿最近對他談一事：他說他的公館樓梯下大保險櫃內有兩件東西，最不能忘。一件是日本議員床次（竹二郎）收到漢卿捐助選舉運動費五十萬元的收條。一件是一塊袁頭的銀元。床次運動費本為一百萬元，先付五十萬元，許定如得政，當有某種政策上的變更，後因他選舉失敗，故其餘五十萬元未付。
那塊銀元是漢卿決定殺楊宇霆的關鍵。他恨楊跋扈，決心要殺他，但終不忍下手。一夜，他在臥室內，籌思不決，忽取銀元卜之，暗視袁頭向上則殺楊，向下則不殺。三擲，袁頭皆向上，他不覺淚下。他的夫人于鳳至很詫異，問他所以，他說，他要殺一個人，三卜皆贊成殺，故傷心淚下。她說，殺人是大事，不可過信卜卦。她取銀元也試卜之，兩次皆袁頭向上，第三次銀元落在床上，她向床頭一看，也下淚了，因為這回也是袁頭在上。殺楊之計就決定了。事後漢卿把這塊銀元封在保險箱內，外人無知者。
楊宇霆若不死，東北四省必不會如此輕易失掉。（按：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日本軍隊攻占了熱河承德，張學良也因此辭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之職。所以胡適有此評語。）
盧乃賡說，張作霖對人常作醜罵。但對王永江、楊宇霆從來不說一句粗話。有一次，他和楊宇霆爭論一件事，他氣了，說了「媽的」兩個字，楊宇霆站起來說，「你罵誰？」張作霖立刻作揖陪罪，說，「這是喒的口頭話，一個不留心溜出來了，敢是罵誰！」
這個故事很美。盧、王兩君又談一個故事。張作霖初任王永江為警務處長，王要求全權用人，不受軍人干涉。張答應了他，王就用全力改革全省警政，設高等警官學校，一切學日本的警政組織。其時軍人中如馮麟閣，如湯玉麟，皆是老張的綠林弟兄，都不服氣，常薦人給王，王永江一概不用。他們大氣，常和他搗亂。王不得已，直告老張。有一次會議席上，老張提出此事，說王某人用心要辦好警察，大家不許亂薦人。湯玉麟綽號「大虎」，在席上發言攻擊王永江，老張大怒，當眾大罵他。湯大怒退席，即謀舉兵作亂。老張穩住了張景惠與張作相（其時他們還是團長，湯是旅長），兵變不曾發生；然已鬧到全城戒嚴，機關槍架在南關，王永江辭職往大連。湯玉麟就脫離奉天，跑到新民一帶作匪，年餘不歸。但老張終把王永江請回來，全權讓他做警政的改革。
湯玉麟做一年多的匪，老張屢次叫他回去，他總不肯回去。有一次老張生日演戲，有一齣「古城相會」（按：《三國演義》中關羽會張飛的故事）。老張看了，忽然下淚，眾人問故，他說，「人家兄弟失散了還能相會，喒的弟兄一去就不回來了！」有人把這話傳給老湯，老湯大感動，就跑回來了。
老張寧願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減輕他對王永江的信任，這是他最不可及之處。
這兩則軼聞都近於第一手史料，殺楊宇霆的經過更是張學良親口講出來的。我認為這兩個有趣而又流傳未廣的故事，不失為進入張學良的政治世界的一道側門。
張作霖出身「綠林」（東北人稱之為「鬍子」），而且是其中出類拔萃的好漢。這一類的人物，如果從柳下跖算起，在中國至少已有兩千五六百年的歷史；他們在亂世往往能大顯身手。隋末所謂「山東豪傑」與兩宋之際所謂「群盜」，皆其類。以文化系統言，他們屬於「俠」的傳統，與「儒」的傳統頗相鑿枘，雖然二者之間在歷史的長流中也不免互相影響。誠如莊子所云，「盜亦有道」，他們在人際關係上講義氣，重情感，一諾千金；雖未必人人都做得到，但至少這是他們共同的價值取向。
草莽英雄？ 紈袴公子？
張學良是作霖長子，他出生與成長的時期，父親已「改邪歸正」，成為獨霸一方的「東北王」；在民初所謂「軍閥」時代，屬於「奉系」。因此他初出道時的社會形象簡直就是一個現代化的「紈袴公子哥」，歌舞徵逐，豔聞頻傳。在私生活上確有此一面，但這不是他的政治本質。就基本價值取向說，他所內化的仍是從父親那裡耳濡目染得來的一套。這在他一生重大的政治行動中表現得清清楚楚，殺楊宇霆如此，東北「易幟」如此，西安事變也仍然如此。
無論說他是「草莽英雄」也好，「紈袴公子」也好，總之，他接觸到的現代世界是非常表面的。時勢和環境一度把他推到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逼使他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他卻祇能用傳統「俠」文化中的某些手段應付一切。因此就我所見到的二十世紀中國學人、政客對他的追憶文字而言，幾乎沒有一人作過正面的評價。姑舉兩例說明。蕭公權在一九二九─一九三○年任教東北大學，曾參加過張學良的教授宴。據他觀察，「張少帥」不是一個具有特殊才智或崇高理想的人，而毋寧一個「紈袴子」或「昏小子」（按：俗文學中作「渾小子」）。他還說出一個鮮為人知的真事：「少帥」一見林徽因便「十分傾倒」，立即要請她去作家庭教師，嚇得梁思成夫婦等課程一結束便匆忙離開了東北，這才使「佳人已屬沙陀利」的悲劇沒有重演現代版。第二件軼事是左舜生提供的。他在一九三二年淞滬「一二八」抗日期間，曾與一群上海代表到北平去見張學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在談話中有人問他：如果日本進兵華北，他怎麼辦？他竟大聲回答：「我在這裡，那個小子敢來！」左舜生出門後不禁尋思：「張學良在中國歷史上究竟是何等人？安祿山嗎？不像；李存勖嗎？也不像。」這不過是我所見到的許多記載的兩個而已。我們不能排除蕭、左兩人可能仍有傳統士大夫對武夫的偏見，正如劉巴瞧不起張飛一樣，「如何與兵子語乎？」但是此二例已足夠證明他確不是一個具有現代頭腦的人，絕對應付不了一九三○年代中國那個複雜萬端的政治局面。
如果說現代思潮對張學良有任何影響的話，我想民族主義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但他的民族主義是有個人背景的。一九二八年六月他的父親從北京退回奉天，在皇姑屯被日本軍方炸死了，他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六個月後東北宣布「易幟」自然與此事有莫大的關係。「易幟」對於當時南京政府而言，自然是頭等大事，但事後看來祇有象徵意義。張學良既不能與日本合作，南京政府事實上已是他當時唯一可能的選擇。何況三年後東北即為日本奪去，「統一」云云不過是一時幻象而已。張學良的民族主義主要還是表現在西安事變這一驚天動地的舉動之中。
自晚清以來，民族主義便已成為中國政治史的原動力。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學生運動（狹義的「五四」）則標誌著知識界和一般市民階層的民族主義已進入普遍自覺的新階段。「五四」學生運動最響亮的一個口號是「外抗強權」，這是針對著所謂「列強」（即後來所謂帝國主義國家）而提出的，日本當時即首當其衝。從此以後，每一次民族主義高潮必有特定的「列強」為其具體的對象。大致說來，一九二○年代的主要對象是英國，一九三○年代則轉向日本，而以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為其轉捩點。張學良對於「五四」以後民族主義的整體動向究竟有沒有較全面的認識與認同，尚待進一步研究。但「九一八」是他的切膚之痛，必然深入他的識田之中，則是可以斷言的。所以一九三○年代日益高漲的抗日救國運動對他發生愈來愈深刻的刺激。「九一八」事件中，他下令軍隊不得抵抗，因而落得一個「不抵抗將軍」的綽號。馬君武仿李商隱的「那管東師入瀋陽」的詩句從此流傳人口。其實「不抵抗」並不是他的決定，他是奉蔣介石之命而行。這一決策的是非不是此處所能討論得了的，姑且不論。他甘願代人受過，不自表白，這未嘗不是「俠義」精神的一種表現。但是這口氣他卻無論如何也嚥不下去，總想找個機會洗刷此恥。這便埋伏了西安兵諫的導火線。
他的民族主義 就是抗日
正好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共為了死裡求生，展開了大規模的「抗日」宣傳。最著名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大學生的反日運動（史稱「一二九運動」）便是中共在華北的地下黨（劉少奇領導的）策劃組織的，現在已有當事人（如高文華，北方局書記、如陸璀，清華的地下黨員）在回憶錄中證實了。中共個別黨員中當然也有不少是抱著民族主義激情入黨的，但中共作為一個集體則必須擁護蘇聯，服從史達林第三國際的最後決定。（這是蔣介石獲得生還的主要原因。）正由於許多個別黨員有真正的民族意識，中共以抗日為中心的「統戰」工作才發揮了巨大效力。蔣介石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將張學良和他的東北軍調至西安「剿匪」。恰好送給中共一個最理想的「統戰」對象。不到幾個月，東北軍被俘的軍官便被中共的「抗日」說服了，最後張本人也變成了中共的精神俘虜，在西安事變爆發前，他不但早已停止「剿匪」，而且還提供中共彈藥、金錢種種援助。我看過一九八○年代中共編製的《西安事變》電視劇，其中張學良和周恩來在天主教堂初見的一幕最為傳神。周一開始便背誦張所寫的一首〈抗日詩〉，張自己既感動又陶醉。這雖是虛構，但實有根據。可見周對他的性格早已摸得一清二楚，而他對中共則不免一片模糊，以致在衝動之下立即要求加入共產黨。這是大陸上學人最近報導出來的，大概不是空穴來風。事實上西安事變期間，傅斯年在〈討賊中之大路〉裡引過梁思永一句話：「張學良若是加入了共產黨，也不過和加入一個運動會一樣。」這真是一語破的，可知張學良不具備現代的政治觀念是人人都看得見的。他如何能與機智百出、玲瓏剔透的周恩來打交道？所以分析到最後，張學良雖受過現代民族主義的衝擊，但他本人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則異常狹窄，其實際內容大概不出「抗日」兩字。對於他而言，日本是三重複雜情感的混合體，即殺父之「仇」、奪地之「恨」、和不抵抗之「恥」。這才是他發動兵諫的深層動機。
事變過程 不失好漢風格
在整個西安事變的戲劇化過程中，他的前後表演都不失綠林好漢的風格。他殺楊宇霆前曾以袁頭銀元卜卦，不知兵諫前他也曾有過類似的動作否？無論如何，他在事後親送蔣介石回南京，的確出乎人意料之外。其實這和他決定殺楊宇霆之後又淚流滿面，是屬於同一類的情感，即所謂「江湖義氣」。一九三七年一月初傅斯年有一封信給蔣夢麟、胡適和周炳琳，報告事變內幕。其中提到此事說：
張之隨蔣出也，是其自動。蔣謂：何必，張堅謂同來。
傅的評語說
此是此賊之有能力處。
可見傅斯年一面感到意外，一面也佩服他的膽識。其實我們如果記得他在一九三五年當場擒獲刺汪精衛的兇手一事，對這件事也就不會感到特別驚訝了。汪和張一向關係不好，但這年十月底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南京開會，一個扮著攝影記者的人竟當眾向汪開槍行刺，祇有張學良一人奮不顧身，躍出捉住了兇手。這是不假思索的行動，也是他真性情的流露。
西安事變解救了中共瀕於滅亡的大危機。一九三六年時中共僅據有陝北幾個貧瘠的縣，人口不到五十萬，一度曾考慮再度他竄，若不是張學良暗中支援於前，又兵諫於後，則它的命運如何，誰也不敢下斷語。林彪據說曾提出過「紅旗還能打多久？」的疑問。毛澤東在一九七二年當面向日本首相感謝日本皇軍幫助了他的「革命」。第二位大恩人則非張學良莫屬，這已是改變不了的歷史定案。但張學良本人在當時決不可能夢想到，他的兵諫竟能造成這樣天翻地覆的大變動。關於這一點，我記得他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已有過明確的表示。
怎樣評價「西安事變」？在目前思想極端分歧的中國人之間勢必因政治立場、文化立場、甚至經濟立場之異而各有不同。這祇能留給百年以後的人去論斷，現在沒有涉及的必要。無論評價如何，我們都不能不把西安事變和張學良個人分別開來。西安事變是歷史長流中一個大浪潮，其前因後果都複雜萬端，張學良則不過是一個「弄潮兒」罷了。他之所以能「弄潮」自然和他的家世淵源、時代背景、心理狀態以及特殊性格等有密切的關聯，但是潮水之興起和流向都遠非他所能控制的。一句話，他祇能對自己因「弄潮」而沒頂負責，作為個人，他並沒有掀起這場漫天巨浪的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