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曾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中感慨道：
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這才是人性的極致表現，使人為之動容。只要我們的心尚未死，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會在某時某刻，處身在這種情況中。01
在這個二戰結束以來整個世界處於最分裂、無序和混亂的至暗時刻，人類社會究竟何去何從；理性的聲音是否還可以成為不同文明、族群和國家之間對話的重疊共識；民族國家之上是否還可以找到更開闊的世界主義精神來抑制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些都需要心智成熟的思想者按照責任倫理行事，去勇敢地介入這個時代，審視這個時代的病灶，甚至包括自身所存在的心理、人格和思想上的缺漏和痼疾，同時又能適當地抽離，與這個時代保持一點「隔離的智慧」。沒有前者，思想者就沒有代入感，也就沒有一種政治思想所必需的「動情的理性」和人文主義的精神，而沒有後者，思想者就無法獲得一種清明的理性來超然地審視這個時代。
如今的我們所面對的時代，好像是一個思想到處彌漫的世界，但究其實質，則是一個用極化政治、輿論宣傳、社交媒體和知識付費等各種形式來精準地拿捏接受者的時代，因為有了技術更高端、精密的傳播工具，無論是國家和政黨的聲音，還是知識分子、大V、商人和網紅等的聲音，都被幾何級數地放大。在一個政治性抑鬱的逆全球化時代，人們尤其是年輕一代特別渴望找到真正的思想和具有引領意義的大師，他們不僅關心政治，更關心安身立命和生命的意義。而在一個宣傳過度和市場氾濫的時代，思想的邊界被有意無意地模糊了，我們似乎每天都在接觸來自四面八方的觀念的傳播，但怎樣的思想才是真正有品質的，能夠幫助我們通透地理解和反省這個時代，而不是僅僅在製造和販賣焦慮，這是需要細細考量的。殷海光先生曾經對文化市場上的叫囂者有著冷靜的審視：「現代的人，在這市場文化中的人，深怕自己不重要，惟恐自己失去價值；深怕自己不為人所知，所以要叫喊。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市場文化中的人卻『我叫故我在』。其實，這種人不知道沉默的偉大，沉默的力量。」02面對時代紛爭和歷史巨變，殷海光先生認為真正的思想者應該有一種「隔離的智慧」：「在文化市場上叫囂的那些人，都是時代的蜉蝣。我們要透過時代的霧，看未來。這樣，更能顯現知識的光芒。我們需要隔離的智慧，才能顯現自己的獨特性。」03
而反觀今日中國之知識界，一方面是迅速而不可逆的學院化進程，大量的年輕一代學院知識分子在疲於奔命的量化考核和學術生產中，已經整體性地喪失對接公眾影響時代的公共意識，學術話語越來越成為一套跟這個時代所亟需的思想、文化和智慧無關的黑話，學術界已經喪失了內在的生命力和人文的批判視野，更別提啟蒙主義的立場。而另一方面是以知識付費的方式將知識和思想以量身定做的方式投注市場，閱讀公眾迅速轉型為視聽公眾，以小紅書、抖音、小宇宙、喜馬拉雅、B站等為代表的新式社交媒體迅速地壟斷了年輕一代的知識來源。與此同步發生的是這十多年來，中國知識界的公共文化空間極度萎縮，公共知識人迅速邊緣化。陳寅恪所言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稀缺品。思想已經成為一種產業，文化已經成為一種商品，知識者不是權力的幫忙，就是企業家的幫閒，或者就是通過精準迎合面目模糊的廣大線民的喜好和立場而成功套現。曾經獨立的知識人也陷入巨大的影響力焦慮，「害怕被遺忘」成為一種普遍的心理症候，自戀成為一種彌漫性的社會心態，迎合年輕人也變成一種政治正確，粉絲數和點擊量等成為揮之不去的數位夢魘，各種直播沙龍、直播帶貨等泥沙俱下，嚴肅閱讀、嚴肅寫作乃至嚴肅思考，越來越成為這個沉悶而虛無的時代的一種邊緣化存在。04可以說，今天的真正知識分子面臨的狀況又類似於1960年代的殷海光先生所描述的那樣：「每一種大的思想氣流都形成各種不同的漩渦，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識分子目眩神搖，無所適從。在這樣的顛簸之中，每一個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於希望與失望、呐喊與徬徨、悲觀與樂觀、嘗試與獨斷之中。我個人正是在這樣一個大浪潮中間試著摸索自己道路前進的人。」05
對於華人世界一個真正的思想者而言，這種孤獨探索者的感受可能會越來越強烈，因為曾經滋養和陪伴我們的那些人文主義大師一個個都離開了這個世界，比如李澤厚、余英時、林毓生、張灝、何兆武等。這個名單還可以在後面接續諸多的熠熠發光的名字。這些人文學者的遠去，帶走了一個時代的某種精神和思想的氣質，他們身上所積澱的人文傳統並沒能在中國的學術界和公共知識界得到有力的傳承，甚至對他們的紀念也成為某種禁忌。這些人文學者樹立的是典範知識人的標竿，就像殷海光先生曾經是戰後台灣知識界的標竿一樣。他們的思想闡發和公共關懷都源自精湛而有原創性的學問，因此這種思想就是一種具有可持續力的價值觀念。在我看來，思想如果喪失了學問的依託，缺失了人文和歷史的脈絡，也沒有公共文化空間的滋養，那就成了漂浮在空中的若有若無的思緒而已，無法形成根植於當下中國的文化土壤和思想狀況之中的價值觀念。真正的思想者是為了思想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著思想而活的人，這才是以思想為志業的真正知識人。在我心目中，王元化先生是思者之典範，他曾針對思想和學問的關係如此寫道：
我不認為學術和思想必將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學術，學術也可以深化思想。不可想像，沒有以學術作為內容的思想，將成為怎樣一種思想，而沒有思想的學術，這種學術又有什麼價值？思想和學術它們之間沒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方壓倒東風」那種勢不兩立的關係。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會被救亡所壓倒，被學術所沖淡。06
思想界曾經在中國社會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而如今伴隨學院化的加劇、文化市場化的虛假繁榮、消費主義的崛起和意識形態的巨大壓力，這個知識分子的文化圈也日益式微。思想者雖然往往是強調特立獨行的，但離開了這些滋養思想和觀念的公共文化空間和知識群體，他們的生命力也會大打折扣。錢永祥先生曾經在台北聯經《思想》創刊號指出：「思想無法在像笛卡兒所想像的一個隔絕孤立心靈的內省冥想（我思）中產生，而是需要在具有特定內容的社會、文化、歷史脈絡裡，才有成形的可能，因為唯有脈絡，才能提供語言、概念，以及較為完整的價值參照系統，讓思想取得樣貌與內容。」07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思想必須要依託於某種可靠的事實真理和人文傳統，同時也需要歷史記憶作為價值的支撐，更需要作為同道中人的思想者的彼此砥礪和抱團取暖，才可能熬過這個新世紀以來最酷寒的思想嚴冬，也正因為此，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就顯得特別重要，我們都需要一張阿倫特意義上的思想圓桌。
在今天這個時代，面對眾聲喧嘩的思想噪音，我們如何來評估何為重要和有價值的思想，何為思想的贗品甚至意識形態的話語垃圾，這成為一個特別值得認真對待的議題，尤其是如何區分教育與宣傳、事實與意見、真理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都有一種內在的緊迫性，不然我們本來就有限的生命就浪費在每天海量潮湧的資訊之中。在這方面，我認為丸山真男在一篇討論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文中所提及的如何評估歷史中哪些思想值得重視和分析的觀點，對我們頗有參考的價值。其一是思想的重量，也就是思想是否對問題做了徹底的解讀，還是止步於敷衍了事的解讀。其二是思想的滲透範圍或流通範圍。其三是思想的幅度，也就是思想囊括了多大範圍內的問題，有重量的思想未必是包羅萬象的，而有幅度的思想未必就有分量。其四是思想的密度，也即是思想在邏輯分析和實證程度上的密度的問題。其五是思想的多產性，即衡量一個思想究竟有多大的生產性的尺度。08按照這些尺度，我們就可以對當代中國的思想界有一個診斷性的分析，比如李澤厚的思想幅度寬廣，流通範圍也廣，也具有生產性，而王元化先生的公共寫作極為縝密，顯示出思想的高密度，林毓生和張灝的學術寫作則顯示出思想的重量和密度，對於所討論的近代中國的烏托邦主義、全盤性反傳統主義、中國革命的思想道路等多做了極為通透的解答。余英時先生的作品則在五個方面都有顯現。總而言之，這些思想者都是依託於學術的嚴謹和深厚的積澱，來思考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嬗變、在東西方文化和文明之間的互鑒，展現出了1930年代前後出生學人的人文視野和啟蒙精神。在我看來，這是我們應該傳承的最重要的一個人文傳統。思想不是橫空出世，也不是屠龍術或學究氣，而是真切地介入一個時代面臨的問題之中，完成從學問中人到問題中人的身分疊加。思想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正在進行時的動詞。
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區分教育與洗腦、新聞與宣傳？今天作為一個扎根中國大地的思想者（而非離岸知識人），所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就是活在當下的中國面對的是雙重的模糊性。一方面是是非、對錯和善惡的價值標準被有意或無意地模糊化了，圍繞俄烏戰爭、巴以衝突或20世紀中國的革命、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評價等重大問題，我們已經很難找到一張可以坐下來心平氣和討論的圓桌，也更不可能形成一種基於事實理解的價值共識。簡體中文網路上彌漫著戾氣和符號暴力，一言不合就拉黑或網暴，公共理性變得稀缺，每個人就抱持著自己的定見和偏見，而不願對於論辯對手或者不一樣的立場給予同情性的理解，善意、誠意和理性在虛擬的網路世界被系統地驅逐或壓抑，每個人都活得越來越原子化，甚至將網路上的恨意延伸到日常生活之中，權力支配社會造成的後果就是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極度政治化了。另一方面是所有的爭論都幾乎沒辦法在一個清楚發掘和呈現的事實世界之上展開，中小學和大學人文教育的退化、新聞媒體的衰落、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媒介素養的匱乏、民間組織的被遏制，導致我們越來越生活在一個遠離真相的自媒體時代，縈繞周圍的是各種編造、誇張、虛構、渲染和道聽塗説，核心目標都是為了流量和吸睛，對於事實本身的嚴肅性討論已經變得微不足道，而事實改變之後，線民也採取熟視無睹依然故我的態度。不斷累積的負面情緒成為無法在公共生活空間釋放的內在負擔，而變成網路空間一個個爆炸性的燃點。阿倫特特別強調公共生活中承認事實的重要性：「即使我們承認每一代人都有權書寫自己的歷史，我們承認的也只不過是每一代人都有權按照自己的視角重新編排事實；我們並沒有承認我們有權利去觸動事實本身。」09
教育是一種啟發，讓受教育者最終具備獨立思考的批判性思維和內在自我的人文主義心靈，而宣傳和洗腦是在一個排他性和獨占性的封閉系統裡，試圖將某套觀念或理論體系強行地灌輸給接受者，讓接受者不再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只能對宣傳者採取盲目認同的態度。在新媒體時代，宣傳者也經常會採納更為多元活潑的形式來進行價值倒灌和觀念下沉，換句話說，對大眾的精神PUA已經被大資料和高科技賦能。社會學家潘光旦曾經兩次專門撰文，討論教育與宣傳的異同。他指出，
教育與宣傳的根本假定便不一樣。因為假定不一樣，於是提倡或施行的方式也就大有分別。教育假定人有內在的智慧，有用智慧來應付環境、解決問題的力量。教育不具備替人應付環境、解決問題，而是要使每個人，因了它的幫助，十足利用自己的智慧，來想法應付、想法解決。教育又承認人的智慧與其他心理的能力雖有根本相同的地方，也有個別與互異的地方，凡屬同似的地方，施教的方式固應大致相同，而互異的地方便須用到所謂個別的待遇。根據這兩層，近代比較最健全的教育理論認為最合理的施教方式是啟發，不是灌輸，遇到個別的所在，還須個別的啟發。宣傳便不然了。他所用的方式和教育的根本不同，而從方式的不同我們便不能不推論到假定的互異。宣傳用的方式顯而易見是灌輸，而不是啟發。它把宣傳者所認為重要的見解理論，編成表面上很現成的、很簡潔了當的一套說法，希望聽眾或讀者全盤接受下來，不懷疑，不發問，不辯難，這不是灌輸麼？10
是否容忍甚至鼓勵受教育者的質疑和批評，這是區分教育和宣傳最重要的指標之一。而哲學家陳嘉映曾在北京師範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他指出：「從事教育的長輩和老師當然是把他們認為好的東西，把他們認為正確的知識，傳遞給下一代。然而，同樣重要的是，甚至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培養學生的獨立判斷力，培養他的自由人格，希望他成熟起來，能夠在他自己的時代裡，依他自己的性情，去獲得他自己的好，過上一種有充實意義的生活。至於什麼是他的有意義的生活，則並不由教育者決定。依我看，這是教育和洗腦最根本的區別。」11
在這樣一個政治極化和娛樂至死的世俗時代，宣導嚴肅的人文主義和真誠的思想氣質，毫無疑問是一種與時代總體氛圍格格不入的狀態，但真正的知識分子本來就應該是不合時宜的向權力和資本說真話的人。王小波說，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首先是思維的精英，而不是道德的精英。思想的原創性和突破力自然重要，而知識人能否道成肉身，化理論為思想，化學術為德性，以自身的言談舉止成就一個大體上言行一致的君子之風，卻是困擾這個明星文化流行而思想者匱乏的時代的根本問題之一。換言之，與思想和學術的增量相比較，人格的力量也同等重要。王元化先生就曾發自肺腑地說過這樣一番話：
我最為服膺的就是胡適對自己生平為人所說過的這幾句話：「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迴避危險。」我覺得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如果真能夠做到這一步，也就無愧於自己的責任與一切真正為中國甚至世界的當下和未來展開深邃思考的人，或許都應該好好地品味這段話的意涵。更廣而言之，其實不僅是人文知識人，一切受過良好專業教育的現代人，都應該具有這樣一種人格自覺和文化責任。思想並非職業思想者的專利，而應該是從精英擴散到民眾的一種普遍主義的心智生命狀態。余英時先生生前在一個訪談中就表達過這種觀點：「我們必須調整一下關於知識人的觀念。第一，現代知識人不是『士』，不可能完全出於『人文』一途。人文學科即使邊緣化，也不影響知識人的產生，因為科技專家也受過一定程度的『人文』教育，同樣可以隨時扮演知識人的角色。第二，知識人必須以專業為基礎，在專業上取得成就，受社會尊重，他便更有機會發揮知識人的作用。第三，知識人不是一個特殊的類，因此沒有所謂職業的知識人。我們必須把知識人理解為一種潛在的社會功能，寄託在每一個專業人員的身上。」13
2006年，台北《思想》雜誌復刊，迅速成為華人世界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期刊之一，回應了這十多年來兩岸三地甚至更廣義的華人世界一些核心的公共性議題，也拓展了很多新的頗有價值的思想議題，實現了學術與思想的良性對流。因為特殊的機緣，我也成為這份雜誌的作者和讀者。回顧自己這十多年在公共文化領域的參與，跟《思想》的啟發和滋養有著深遠的淵源。如果沒有《思想》，我難以想像自己在專業研究之外還會對於公共的思想文化議題保持如此強烈而持久的關切，更難得的是《思想》可以討論很多在大陸的報刊無法討論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社會議題，引入華人學界乃至世界各地的有價值的思想資源，這些都開拓了我的學術和思想視野。正如錢永祥先生在復刊號的文章〈從「思想」到「我們時代的思想狀況」〉所剖析的那樣，「思想主要涉及了三件工作：意義的提供、自我的界定、以及對於既有的意義、理據和身分認同去做檢討和批判。」14回首自己參與和見證這份雜誌成長的這18年，我對於公共知識人身份的自我確認和意義錨定，以及對於從歷史到當下的各種思想文化現象的檢討和批判，無不得益於《思想》的贈予和引領。如今，《思想》即將迎來創刊50期的關鍵時刻，而支持這份刊物的聯經出版公司也迎來了知天命之年的創辦50週年紀念，我願意用同鄉前輩鍾叔河特別喜歡的靄理斯的一段話來表達我的祝賀之意：
在一個短時間內，如我們願意，我們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們路程的周圍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競走——這在路克勒丟斯看來，似乎一切生活的象徵——裡一樣：我們手裡持炬，沿著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從後面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的將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在他的手內，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裡去。15
《思想》的同仁和作者，或者所有致力於中國的公共文化建設的人，以及一切都在嚴肅地操持思想生命和加持心靈建設的知識人，無疑都是在這個至暗時刻的手持和傳遞火炬的人，那曾經閃耀過的光和彌漫過的暖，即便隱沒到了黑暗之中，卻仍舊會長久地慰藉曾見證和感受過其光明和溫煦的過客。
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思想》作者，主要研究領域是晚清民國報刊史與知識分子史、左翼文化與中國革命、回憶錄、口述史與20世紀中國，近著有《北美學蹤：從溫哥華到波士頓》、《書架上的近代中國：一個人的閱讀史》、《與民國相遇》等。
01 韋伯，《學術與政治》，錢永祥等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頁272。
陳鼓應編，《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3月），頁3。
03 同上，頁20。
04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我在《書架上的近代中國：一個人的閱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20年3月）對當代中國閱讀狀況的診斷和對嚴肅閱讀這個概念的闡發。
05 陳鼓應編，《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頁17。
06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年7月），頁134。
07 錢永祥，〈從《思想》到「我們時代的思想狀況」〉（台北：《思想》創刊號，2006）。
08 丸山真男，《忠誠與反叛：日本轉型期的精神史狀況》，路平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8月），頁372-373。
09 漢娜．阿倫特，〈真理與政治〉，《過去與未來之間》，王寅麗、張立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10月），頁222。
10 潘光旦，〈宣傳不是教育〉，呂文浩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潘光旦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頁265-266。
11 陳嘉映，〈教育和洗腦〉，《走出唯一真理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5月），頁251。
12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錄》，頁127。
13 陳致，《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1年11月），頁89。
14 錢永祥，〈從「思想」到「我們時代的思想狀況」〉，《思想》第1期，2006。
15 黃子平，〈支離破碎的年代，一個完整的靈魂〉，彭小蓮、汪劍，《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10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