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中国自东汉分裂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中华大地烽火连天，各路天子你方唱罢我登场，闹得沸沸扬扬。其中主角很多竟然是胡人，比如在北方，自西晋灭亡，就一直是胡人的天下。中华的道统在一片战乱中慌忙向南方逃去，那里当时还是蛮夷之地，有的是高山深泽，有的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南方文明的开花结果，还要等到五六百年后。所以，逃到南方的中华文明的代表人物，面对当时的地理社会现实，大概是心里比较气馁的。好在中华文化已经成熟发达，有的是奇巧淫技和奢靡的享受。既然开拓难有作为，干脆就破罐破摔，好好享受一番吧。
现在一提到马，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在草原上奔驰的骏马，还是某些景区供游客骑乘合影的道具？其实，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它是古代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是强大的战争机器。首先，我国历史上还是商代的时候，就出现了用马拉的战车。但一直到春秋时代，马在战争中的地位其实还属于配角，当时主角是车，打仗都是车战。直到战国时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强大起来，对中原构成了威胁。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为什么能对中原的农业文明形成威胁呢？因为他们骑马战斗，来去就像一阵风一样，相对于中原军队的
颜之推是我国北朝的闻人现在到处可见颜氏家训如何如何，可见他教育子女是很有一套的。首先颜之推自己做人就做到了很高的境界。众所周知，南北朝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北方的少数民族纷纷占据中原，建立政权，中华几千年未有之惨事。各家政权也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做什么最难呢？当然是做人。小老百姓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当官的，也是朝不保夕，说不定早上还是刘家的臣，晚上就变成高家的人了。身在这样一个倒霉的时代，注定是很难保全名节的。就拿五代十国是的冯道来说吧，自称长乐老，做过四个朝代的官，伺候过十个皇帝。
公元1776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有多重要呢？我们先来看看世界上在这一年发生了哪些事。1776年，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在波罗姆菲尔特煤矿向公众展示它的工作状态，蒸汽机表现良好，开始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从此，机器大规模进入人类的生产领域，工业革命的大幕缓缓拉开了。
1776年4月，在北美洲，英属北美殖民地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宣言的开始就宣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一个伟大国家的诞生。还是在这一年，被英国政府流放到美洲的思想犯托马斯潘恩出版了《常识》一书，明确提出了在美国独立革命的问题，成为美洲革命的教科书。
一向以大圣人形象示人的孔夫子，其实手上也沾过别人的鲜血。温文尔雅的孔老夫子杀了谁呢？他杀的人叫做少正卯。少正卯这个名字看着挺别扭，现在谁叫这名字啊。别看这别扭的名字，其实大有来头。春秋那会儿的人，姓氏一般都是从祖上的官职或封地传下来的。就拿少正卯老说吧，少正是他的姓氏，卯才是名字。为什么姓少正呢？这是因为周朝有一个官职叫做少正的。少正卯祖上是做这个官的。
到了少正卯这儿，他本人是鲁国的大夫。周朝时的大夫是个什么概念呢？大家都知道周朝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其中宗法制就是按辈分排位，周天子最大，下面是诸侯，诸侯下面是卿大夫，大夫下面是士。这些都是统治阶级，权力不小。
19世纪末，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参加义和团的人，称为拳民。都是“练家子”，都在练各种神拳，家家都设有神坛，烧香拜神，然后各路神仙，上至玉皇大帝，下至华佗猪八戒，但凡在历史上有点名气的，都摇身一变，成了神，而且还下凡来附体。据说，神仙附体的拳民，就具有了刀枪不入的本领。
义和团运动，刚开始是在山东一带。而且颇带有反清的性质，所以袁世凯在山东做巡抚的时候，对参加神拳的，执行严厉打击的政策。后来一个叫做毓贤的人，来到山东做官，此人是一个著名的酷吏，在曹州做知府的时候，三个月杀了两千多人。他不但残忍，还极端排外，而且把排外看得比内乱还严重。本来山东的义和团闹得太不像话了。到处都在烧教堂，杀教民，简直无法无天。按说一个正常的官吏，要维持社会秩序，就绝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的。但毓贤却从中看到了机会，他把山东那些叛乱分子，什么大刀会、义和拳之类的，都收归旗下，纵容他们杀人放火。引起欧美国家的关注，政府在压力下，只好把毓贤撤职。
“汉奸”，最早是满洲人对汉人的蔑称，意思是汉人的奸细，是一个充满种族对立和歧视的词语。因为满洲人天生对汉族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处处防范汉人，同时也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汉族的破坏。汉奸一词在鸦片战争时就已经很流行了，当时满清打不过英国人，就怀疑汉族在暗地里帮英国人的忙，因而大肆拘捕所谓的“汉奸”，结果还是被打得满地找牙。晚清的时候，衮衮诸公还是眼里只有大清没有中国。当时有人要搞改革，就被说成是”只保中国，不保大清“，他们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主人的自觉，心态里一直都是外来的强盗。所以才”汉奸“流行。现在我们
晚清的时候，江河日下，有人想着怎样奋起，有人退守道德高地，以言官的身份，交章弹劾，仿佛国运的衰败，都是道德败坏的结果。办洋务的，被认为是浊流。曾作为曾国藩府员的吴汝纶就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在清流党的眼里，天朝上国，文物制度样样都高人一等，何必去学那番夷小国的雕虫小技呢？他们装了一肚子四书五经的墨水，却没有一点经世治国的实践。对于列强环伺的局面，往往钓名沽誉，轻启战端，结果不但身败，而且误国。
上世纪60年代，正值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有关部门脑袋一热，以为“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自己闹腾还不够，还要输出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世界革命的道路上，看来农村包围城市，也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世界革命的范围里，农村是哪里呢？当然不是东北那旮瘩，而是广大的亚非拉兄弟。城市就是欧美资产阶级了。林副主席的雄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就指出，“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
说起特务、密探、告密，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明朝的东西厂、锦衣卫，这没错，因为明朝是公然设立特务组织的王朝。但中国历史上的特务告密风，由来已久，明朝既不是高潮，也不是结束。今天我们来扒一扒中国的特务告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