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76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有多重要呢？我们先来看看世界上在这一年发生了哪些事。1776年，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在波罗姆菲尔特煤矿向公众展示它的工作状态，蒸汽机表现良好，开始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从此，机器大规模进入人类的生产领域，工业革命的大幕缓缓拉开了。
1776年4月，在北美洲，英属北美殖民地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宣言的开始就宣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一个伟大国家的诞生。还是在这一年，被英国政府流放到美洲的思想犯托马斯潘恩出版了《常识》一书，明确提出了在美国独立革命的问题，成为美洲革命的教科书。
1776年3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经过六年时间打磨的作品《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国富论》，现代经济学诞生了。他极力宣扬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痛恨政府对经济贸易的横加干预。因为政府干预经济和贸易，必然要把黑手伸向人民的日常生活，经济上的不自由，导致政治上的不自由和专制。
有趣的是，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在其经典作品《国富论》中提到了中国，和别的西方作家对东方的美丽幻想不同，亚当斯密无情地揭开了中国遮盖的面纱。
面纱之下真相到底如何?亚当斯密告诉人们，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的国家。长期的静止状态，就是死气沉沉。他说：“中国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它的财富多年前就已经达到该国法律允许的最高程度。如果改变提高它们的法治水平，那么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程度，可能比上述程度大得多。”
斯密说的中国的静止状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贸易制度、社会思想的静止。中国静止了多长时间呢？斯密认为，当时中国的情况，不管是它的富裕、人民的勤劳还是国土的幅员广大，都和马可波罗行纪里描述的一样。1776年的中国，上溯五百年，都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宋朝的时候，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当时商业繁荣，社会思想活跃，科技发达，但宋朝成了古代中国的巅峰，从此走上了下坡路。一直到清朝，它尽管还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在西方社会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中国却是死水一潭，毫无波澜。
在政治制度上，君主专制空前加强了，国家从来没有像清朝时那样，成为一族一姓的私人产业。满汉分离，没有管理国家的大臣，只有服务皇帝的奴才。
在贸易制度上，大清沿袭着前朝的做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分外仇恨对外贸易，以天朝上国自居，盲目自信自大，它眼中的国际贸易，只是藩属国对天朝的朝贡。对待商人，也是极力贬压，商人无法进入仕途。断绝了参与政治的途径。
中国的法律，也是偏袒富人和有权力的人，而对穷人则毫不留情。这加大了社会的对立，加快了社会的堕落。官僚横行无忌，无情地压榨穷人和小资产者，私产得不到保护，随时有被掠夺的危险。由于没有一个保护正常贸易的法律，市场上充斥着不正当的竞争，自由市场没有生存空间。到处是垄断经营，因为政府鼓励了这种行为。
但中国并不是一个注定要腐烂的国家。亚当斯密也承认了中国有着辽阔的土地、宜人的气候丰富的资源和勤劳的人民。只是因为法治的缺席，才造成了中国的静止不动。
一个没有保护市场的法律的国家，它就不能创造财富，只会让财富慢慢腐烂掉。
可悲的是，有人还在做着上国的迷梦，陶醉在死水泛出的彩色泡沫中。
1776年的中国，怎样呢？1776年，即乾隆四十一年，这一年，乾隆皇帝终于平定了大小金川之乱，这一场叛乱持续了29年，耗尽了祖辈的积蓄，但成全了“十全老人”的名号。战乱平定，歌舞升平一片欣欣向荣景象。这一年工业革命的浪潮在不列颠风起云涌，在市场经济理论武装起来的欧洲的商人，正在急切地寻找着广大的贸易市场，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但乾隆皇帝对这一切毫无知觉，或者漠不关心。他的注意力放在了思想管控上。1776年11月16日，皇帝下令在全国删削书籍，以正人心。焚书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中国从未经历过如此的黑暗时代。
1776年，在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