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台湾同婚通过六年后，为何同志家庭仍陷“社会性不孕”？ - 端传媒
“同婚都已过了这么久，医院的表格栏位上还是写著丈夫，重新设计一张表单是要多少钱？”眼前的章晴雯语速渐快，她的情绪在字里行间累积，悲伤与愤怒交织，但每一句话仍说得清晰有力，“我以前都会耐著性子在表格上注记我是同性伴侣，那天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在丈夫那栏画了大大的叉，写上‘同性恋’。”
章晴雯的愤怒，也混杂著焦虑，他的年龄已是医界定义的“高龄产妇”，生理时钟的倒数，滴答滴答地一次次提醒自己“时间不多了”。
回到2019年的5月24日，那年，台湾同性婚姻正式上路，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而今六年过去，同性伴侣可以结婚，成为合法的配偶，但像是章晴雯这样的同志家庭，他们的生育权依然举步维艰，难以生养孩子。
原先，在同婚合法“亚洲第一”的狂喜中，长年参与性别运动的章晴雯自是沈浸在这片欢愉中，他明白这一切有多得来不易。他原先以为，同婚通过后，自己终于可以不再被差别对待。直到2020年，章晴雯与伴侣黄雨亭想开始照著原定计划生孩子，到诊所咨询时，才知道孕前健康检查只限异性恋夫妻。此刻，作为女同志的他才再次被敲醒，社会那条“一夫一妻”的隐形界线依旧存在；其实，现实一直都在，只是他们太开心而没能看见。
2022年，章晴雯与黄雨亭共组家庭后，还是没放弃成为母亲的梦想。在现实的困境底下，他们曾赴美进行人工生殖多次，但未果。
“现况就是，同志想要成家必须仰赖强大的个人运气，跟乐透一样，会有那少数的幸运者中奖，”章晴雯说，自己还有能力出国尝试人工生殖已经很幸运了，“至少还能够拿到入场券”。但拥有入场券或许远远不足。
2023年底，台湾传出《人工生殖法》有修法可能，这让像章晴雯这样的女同志家庭，燃起能在台湾合法进行人工生殖疗程的希望。
已经40岁的章晴雯深知，随著岁月的流逝，自己孕育新生命的身体正在逐渐老去，而怀孕和分娩所伴随的风险却可能与日俱增。面对人工生殖大门前的重重阻碍，他不禁焦虑万分，不确定自己还能拥有多少宝贵的时间，去实现当一名母亲的梦想。
同志生育的高墙
这道阻碍，正是一条条法律筑城的高墙。在台湾，同志家庭若想要生育，必须到能合法进行人工生殖或代孕的国家进行，甚至是透过“私下借精”来孕育孩子。而这些方式不仅花费高昂，亦伴随著法律及健康的风险。
依据《人工生殖法》规定，一对台湾夫妻必须是不孕或患有重大遗传疾病，才能透过台湾的医疗机构进行人工生殖；此意味著，非异性恋配偶不得使用人工生殖技术来孕育下一代。
2007年，《人工生殖法》的立法在于设计一套规则给不孕的异性恋配偶使用。不过，18年后，台湾家庭组成的样貌几经更迭，家庭的图像更趋丰富多元，让这部法令屡屡遭受质疑及挑战。尤其在同婚合法化后，必须经由人工生殖技术才能孕育孩子的同性配偶来说，这形同被剥夺了其与异性恋相同的权利。
近年，台湾再度掀起《人工生殖法》的修法讨论，在这波倡议中，多数意见建议修法让单身女性与女同志配偶能够使用人工生殖技术。不过，此也引来反对团体的反弹——他们以儿童权益做为反对的立论，而其背后，则隐含著对同志生养孩童的刻板印象；也有团体反对的理由在于，“人工生殖只能用在不孕症，单身女性跟女同志不是不孕症患者。”
先是被法规拒于门外，再被反对团体以排山倒海的歧视越推越远，在一次卫福部国健署召开的公听会上，章晴雯出席了。在他发言的时间中对反对者说道：“谢谢你关心我的孩子会不会被歧视，只要你们不歧视，我的小孩就会很好。我相信我对孩子的爱一定会比你们的歧视更强。”
章晴雯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女生。上大学后，母亲得知他的女同志身份，两人自此陷入长达十多年的激烈争执，“他希望我‘正常’，但我真的好讨厌‘正常’这个词。”他没说的是，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不正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