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论世风”“”知州“条曰：
宋叶适言，五代之患，专在于藩镇。艺祖思靖天下，以为不削节度，则其祸不息。于是姑置通判，以监统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权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轻其权。监当知榷税，都监总兵戎，而太守者块然徒管空城，受词诉而已。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方万里之远，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会夕报，伸缩缓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别设知州，以代其权。后则罢刺史而专用知州，以权设之名，为经常之任矣。
新唐书，元和初，李吉甫为相，病方镇强恣，为帝从容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余人为刺史。宋祖之以京官临制州县，葢赵公开其端矣。
宋代学者叶适认为，五代十国时期最大的祸患就是藩镇割据。宋太祖赵匡胤想要平定天下，认为如果不削弱节度使的权力，祸乱就难以平息。于是，他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设置通判，监督刺史，分化他们的权力；任命文官代理知州，而且有意让这些文官的任期不长，以减轻他们的权力。通判负责管理榷税，都监负责统领兵戎，而太守则形同虚设，只负责受理诉讼。这样一来，各地的藩镇都失去了实权，只能听命于朝廷。昔日节度使的祸害彻底消灭了，全国各地都归顺朝廷，政令畅通。
宋朝初期虽然设置了刺史，但同时又设置了知州，来分担刺史的权力。后来，干脆罢免了刺史，只保留了知州，将原本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变成了常设官职。
《新唐书》记载，唐朝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也曾向皇帝建议，让各州刺史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样有助于地方风气的改善。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了十多名郎官担任刺史。由此可见，宋太祖任命京官担任州县长官的做法，其实是从唐朝时期就开始了的。
宋太祖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有效地解决了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问题，使得宋朝的统治更加稳定。
然而，这种做法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地方官吏的积极性不高： 由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过于严格，地方官吏的自主权很小，这不利于地方的发展。
官僚机构臃肿： 设置了通判、知州等多个官职，增加了官僚机构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行政成本。
容易产生腐败： 由于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力度不够，容易导致地方官吏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