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日知录》论作诗之旨曰: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跡也。建安以下泊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
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大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舜说:「诗歌是言志的。」这是诗歌的根本。 《周礼·王制》说:「命令太师陈述诗歌,用来观察民风。」这是诗歌的用途。 荀子在论述《小雅》时说:「诗人对当今的政治感到疾恶,因而思念过去,诗歌的语言文采斐然,音调悲哀。」这是诗歌的情感。所以,诗歌是帝王的足迹。
从建安时期以后,诗风逐渐流向齐梁时期的风格,所谓辞赋华丽而淫靡,已经偏离了作诗的本意。 唐代白居易在给元稹的信中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我每当和别人交谈,总是多问些时事;每当读书看史,总是想探究其中的道理。我开始明白,文章应该随着时代而写,诗歌应该为现实事件而作。」他又自述自己的诗歌,对于讽刺时弊的诗歌,称为讽谕诗,并将自己比作梁鸿的《五噫》诗,他说:「喜欢我诗的人,邓鲂、唐衢都死了,我和你又困顿不堪,难道诗歌的六义四始之道,上天也要毁坏,无法支持了吗?况且,我写诗的目的,不就是想让上面的统治者知道下面百姓的疾苦吗?」唉,可谓真正懂得写作要旨的人啊!
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古代的诗歌能够讽刺过失,所以有益于社会,价值很高;现在的诗歌只会虚假地夸赞,所以有害于社会,价值很低。」
天下不幸诗家幸,差不多也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