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唐朝历史的人，大概都会知道玄宗时的安史之乱。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而一说道安史之乱，国人就会想到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些人，其中李林甫的一系列政策，被认为是引起后来安史之乱的诱因。比如饱受诟病的任胡人为将，《旧唐书 列传第五十六》记载：
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
是说李林甫为了防止别人出将入相，就给玄宗上奏说，文士（这里应该指的是贵族人物）打仗时胆小，不如起用一批寒族、胡人做将领。为什么呢？因为寒族在政治上没有关系，形不成利益集团；胡人英勇善战。玄宗认为他说的很对，就任用了高仙芝、哥舒翰等大将。而安禄山也是由胡人而任大将，最后安史之乱的发生，自然李林甫是难逃罪责的。
首先，我们得承认李林甫出的这个主意，是怀有私心的。因为唐朝时出将入相是很普通的事情。任用胡人为将，因为他们不识字，自然也就没法入相了，这样也就间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安史之乱是不是因为专任胡将呢？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安禄山这样的胡将，而是别的汉将，就不会爆发类似安史之乱了吗？
考察两晋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北方地区，自五胡乱华后，一直是胡化严重的地区。隋末天下大乱，中原群雄逐鹿，而塞外的突厥异军突起，成为当时亚洲的主宰力量，一时天下英雄，竟也要向突厥称臣。《旧唐书 卷六十七》：
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耻其雪乎！」
太宗破颉利可汗后，心情格外愉快，不禁说起了从前他爹李渊向突厥称臣的事，说自己当初是如何的痛心疾首。其实，当时不仅是李渊，其他的反隋英雄，也都是向突厥称臣的。《通典 卷一九七 边防三》：
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凌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
到唐太宗击破颉利可汗，很多胡族迁向内地。在东北地区，太宗用兵伐朝鲜而失利。高宗虽然占领了新罗、百济，但很快因为吐蕃的强大，兵力向西北倾斜，东北自然放松了控制，成了胡族的乐园。以致后来本来是富余文明的河朔地区，成了别人眼中的夷狄之地。（《新唐书 卷一四八》：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早在安史之乱之前，东北地区就有契丹、奚人叛乱的事情发生，而这也是安禄山发迹之所在。《旧唐书 卷二百上》：
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及长，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 二十年，张守珪为幽州节度，禄山盗羊事觉，守珪剥坐，欲棒杀之，大呼曰："大夫不欲灭两蕃耶？何为打杀禄山！"守珪见其肥白，壮其言而释之。令与乡人史思明同捉生，行必克获，拔为偏将。
这里说的“两蕃”，指的就是契丹和奚。因为安禄山通晓契丹和奚的情况，才被张守珪起用。
东北地区长期的胡化，导致了那里虽然是唐朝的土地，然而那里的人却“不读孔孟之书”。这样的情况，即使没有安禄山，叛乱也是迟早的事情。而东北当时的情形，又非像安禄山一样通晓胡族实情的人来治理不可。
所以说，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地区胡化严重的结果，不能怪罪于李林甫。而李林甫的专任胡族边将，也是非此不可的举动。
再看历史记载，就会发现，李林甫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法律专家和行政能手。而这也是能够得到玄宗信任的原因。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幸蜀。途中颠沛流离，心情不好，就和人谈起来从前的事情，《唐语林 卷三 品藻》：
玄宗西幸，尝郁郁不悦，多与裴士淹并马语。语及平日之事，时亦解颜。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曰：“诚如圣旨，近实无俦。”上曰：“但以妒贤嫉能，以此至败。”士淹曰：“陛下既知，何故久任之？岂唯身败，兼亦误国。计今日之事，林甫所启也。”上愀然不乐。
玄宗认为李林甫之材不多得，但是妒贤嫉能，才招致失败。但对于裴士淹“岂唯身败，兼亦误国。计今日之事，林甫所启也”的指控，玄宗只好“愀然不乐”。玄宗的不乐，也许是从心里不认同这个指控，但当时的情形，也不好反驳，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那么，李林甫的材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选官，而是裁官，三是整顿军队，还有最重要的，改革法律。
选官方面，据《册府元龟 卷637》载：
李林甫为吏部侍郎，天下升平，每岁选人，填委林甫，修废举直，甄别流品，时议以为称职。
李林甫任吏部侍郎的时候，选官就很有一套，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另《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六有如下的故事：
自开元二十年，吏部置南院，始悬长名，以定留放。时李林甫知选，宁王私谒林甫曰： “就中乞一人。”林甫责之。于是榜云：据其书判，自合得留，缘属宁王，且放冬集。
是说选官时，宁王（李宪）私下里为一个人向李林甫说项。不料李林甫在榜上公开说：本来要给他官，但因为宁王说情，暂时不予任用，等冬天再说吧。
裁官方面，开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都曾大量裁员。《唐六典》卷三：
開元二十二年敕，諸司繁冗，及年支色役，費用既廣，奸偽日滋。宜令中書門下與諸司長官量事停減冗官及色役、年支、雜物等，總六十五萬八千一百九十八，官吏稍簡而費用省矣。
《唐六典》卷二：
凡天下官吏各有常員。(開元二十三年，敕以為諸色補署，頗多繁冗，停廢諸司、監、署，府十余所，減冗散官三百余員。其見在員數，已具此書，各冠列曹之首；或未該者，以其繁細，亦存乎令、式。)
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是谁推动这项工作，但仔细考察，不难发现推动者正是李林甫。
开元二十二年，当时有三位宰相，即张九龄、裴耀卿和李林甫。但开元二十二年七月，“遣中书令张九龄充河南开稻田使”（因为这一年关中地区缺粮故也），“遣侍中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轉運使，河口置輸場”（改革漕运，同样是为解决关中的粮食危机）。留在中央的只有李林甫，可以肯定是他推动了这项工作。通过裁官，政府的支出大大减少，效率却提高了。
整顿军队方面，就是对没落的府兵制的废除而全面实行征兵制。府兵制从两晋南北朝以来，一直是各朝代主要的军队体制，简单来说，府兵制就是自给自足的志愿兵，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这样国家既节省了征兵费用，也保证的农业生产。但到唐高宗时，尤其是玄宗时，国家战事不断，战线拉长，原来屯驻一地，亦战亦耕的府兵制很难适应新的战争。再加上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府兵制的基础均田制破坏无遗，这样造成了士兵的大量逃亡，军府没有兵员，成了一个空壳。鉴于这种情况，李林甫彻底结束了府兵制，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癸酉，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
李林甫最大的贡献在于法律的制定。我国古代著名的法律专著《唐六典》就是在李林甫当政时编撰完成的，虽然《唐六典》的编撰工作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几年，但在李林甫手里，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这也说明了他的政治才干是很高的。如果说《唐六典》的完成还不足以说明李林甫的才干，那么《长行旨条》的编撰可实实在在是李林甫的功劳。《唐六典》卷三：
支度使及军州每年终各具破用、见在数中金部、度支、仓部勘会。开元二十四年敕，以每年租耗杂支，轻重不类，令户部修《长行旨条》五卷，诸州刺史、县令改替日，并令递相交付者。省司每年但据应支物数进画颁行，附驿递送。其支配处分，并依旨文为定，金部皆递醋而行之。
其先，唐朝中央地方的财政混乱、复杂，支出庞大，针对这种情况，李林甫组织人员编撰《长行旨条》，把以前混乱复杂的财政制度化、简单化、固定化，使行政走上正轨，井井有条。玄宗时期的对外战争不断，国家开支庞大，假如没有一个有序的财政制度，很难想象能应付得了当时的情况。对于这点，李林甫可谓功不可没。
这样看来，李林甫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行政专家，难怪玄宗明知道他“妒贤嫉能”也要重用他。李林甫的才干，在历史中是被认可的。《旧唐书》卷一百一十：
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恆度。……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寇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
这样的评价，用在一个法律和行政专家身上，还是很合适的。
当然，李林甫的为人确实很有心计，而且擅权，但这属于私人品德方面的事情，与治国才能无关。李林甫最被人诟病的是排挤宰相、大诗人张九龄。但官场上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这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假如不排挤张九龄，可能会是李林甫自己遭到排挤。其实排挤张九龄，还涉及一个贵族当政还是文士当政的问题。李林甫因为文化水平不高，被人讥笑为“弄獐宰相”，说是李林甫把弄璋之喜写成了弄獐之喜，这样的花边新闻，虽然可信度有所保留，但他和大诗人张九龄比文采，肯定是不行的。但治理国家，靠文采、道德更靠不住。
李林甫当权期间，国家富裕，社会稳定。死后，大奸相杨国忠当政，竟诬李林甫谋逆，《旧唐书》卷一百一十：
国忠素憾林甫，既得志，诬奏林甫与蕃将阿布思同构逆谋，诱林甫亲族间素不悦者为之证。诏夺林甫官爵，废为庶人，岫、崿诸子并谪于岭表。……（林甫）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
李林甫当权二十年，朝野侧目，即使是这样，当杨国忠诬陷的时候，“天下以为冤”，可见，李林甫还是颇受时人认可的。
在宋朝欧阳修写《新唐书》的时候，把李林甫列入了《奸臣传》，极尽诋毁之能事。宋代是理学兴起的时代，鼓吹天理，心学，似乎靠这些虚无缥缈的道德主义，就能富国强兵一样。这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君子或伪君子，到了晚明的时候，面对国家的残破，异族的肆虐，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死则死矣，妄想靠德化、主义、觉悟治国，轻视法治、制度建设的幽灵还在徘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