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我们历史教科书的人，都知道明朝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直呼为“民族英雄”，而所谓民族英雄者，打击侵略者也。正因为这样，同样是我们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因为打击的是金元，而不得民族英雄的称号，美其名曰：维护民族团结。以今天的鞋子套历史的脚，是某些历史观一贯的表现，哈哈一声得了。
而民族英雄戚继光、俞大猷辈，是怎样的“民族”英雄呢？这就涉及“倭寇”。倭寇，根据我们传统的解释，是指14-16世纪劫掠我国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说是当时日本国内混战，不少失败的浪人流窜海上，靠劫掠为生。其实，倭寇一词，最初出现在朝鲜的历史记载中。早在元朝征日本之前，朝鲜就有“倭寇金州”的记载。后来，元朝征日，朝鲜作为元朝的附庸，首当其中受到倭寇之害。这一时期的倭寇，大都因元征日本而起，具有很强的民族自卫性质。所以行动的目的多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贸易上的反而少见。后来随着日本国内形势的稳定，倭寇活动也式微了。
到了明朝，是倭寇最猖獗的时期，有所谓“嘉靖大倭寇”之称。为什么倭寇到了明朝，突然就又成为一个大问题呢？考察历史资料就会发现，所谓的倭寇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倭寇问题，其实是海盗问题，海盗问题，其实是海禁问题。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清楚了，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明太祖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入海”，《太祖实录》卷四十九：
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籍其数送赴京师。
《太祖实录》卷九十三：
辛未罢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
这里的三市舶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早在唐朝时就开设。唐高宗显庆六年，首先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唐朝的对外开放程度绝不逊于今天。以至于黄巢屠广州城的时候，光是外国商人，就杀了十几万。到了宋朝的时候，开放了更多的市舶司，数目多达九个。在蒙元时代，也有七个市舶提举司。中国古代其实是很开放的，闭关锁国，是从明朝开始的。在朱元璋时代，实行海禁政策，就把存在几百年的市舶司给废了。
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一意孤行实行海禁呢？有人认为是因为从前那些和他争雄失败的人，很多都流窜海外，为了防止反攻倒算，干脆一禁了之。例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记载：
仍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时国珍余党多入海剽掠故也。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胡惟庸案。胡惟庸的被杀，一个罪名是通倭。至于是不是真的通倭，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丞相，瓜分了皇帝的权力，这是朱元璋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胡惟庸的被杀也就不难理解。但既然有通倭这一罪名，就要做出对日本的反应。在《明史-列传第二百十》的外国传中，记载了朱元璋的反应：
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后著《祖训》，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
就是说朱元璋杀了胡惟庸，还迁怒于日本，实施海禁政策，完全和日本断绝关系。但是又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这就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看来朱元璋的怒日本，也是假惺惺的怒，不然何必要在祖训里信誓旦旦地告诫后人不要征日本呢？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朱元璋本身的原因。朱元璋出身贫民，当了皇帝以后，还对过去的苦日子难以忘怀，于是实行了一系列相当紧缩的政策。比如给农民减税，禁止胥吏下乡，虽然贵为天子，但他厉行节俭，自己的日子过得也是苦哈哈的。在皇宫里开荒种菜，为的是不劳民伤财。有一天拿出一块花花绿绿的毯子对近臣说：“这是用做衣服的下脚料做成的，总比扔了好。”（见《明太祖宝训》卷三：洪武三年正月甲午，太祖……又出杂紵丝小片缝成如毯者，曰：“此制衣裳所遗，用缉为被，犹胜弃遗也。”）他对创造财富似乎很反感，《明史 志第五十七 食货五》载：
广平吏王允道言：“磁州产铁，元时置官，岁收百馀万斤，请如旧。”帝以民生甫定，复设必重扰，杖而流之海外。
基层官员请求开铁矿，辟利源，本来是好事一桩，但朱元璋不但不准，还把出主意的官员打了一顿流放了。在洪武朝，朱元璋多次减税，甚至有的官员收税能力强也成为罪名。《明史 志第五十七 食货五》：
山西平遥主簿成乐秩满来朝，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帝曰：“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讯。
本来以为能收税在考评中是加分项，没想到朱元璋就是这么个色的人，收税多了，说明你剥削百姓。
总之，贫民出身的朱元璋，政策的着眼点都是从农民出发，认为农业是根本，对贸易逐利的行为，怀着一种本能的厌恶之情。他的实行海禁，似乎也是可以从这里理解的。
实行几百年的海外贸易被朱元璋一禁了之，沿海地区的人民，本来世代以来靠海为生，禁海后，生路断了，只好冒险走私。明朝谭纶《海寇已宁比例陈情疏》：
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凡几也。无中国绫锦丝檯之物则不可以为国。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要都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
谭纶是亲身参与过抗倭的人，在台州知府、福建巡抚任上，都参与过对所谓倭寇的战争。这份给皇帝的奏章，题目叫做“海寇已宁”，而不是“倭寇已宁”，这段话也明确说明海寇的来源就是沿海居民无以为生，铤而走险，“相率而勾引为盗”。
那为什么明明是中国的海寇，但有明一代却偏偏称是倭寇呢？
首先，当时确实有日本人参与其中。但人数肯定是很少的，这已经是当时人们的共识。明朝的地方官多次声明这一点。比如太平府同知陈璋就认为“倭寇多中国人，宜早图区处”（《御倭十二事》）。《嘉靖东南平倭通录》第一卷“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不但主体是中国人，连倭寇头目也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比如大名鼎鼎的汪直、徐海、萧显等，这些人是嘉靖一朝剿灭的主要对象，偏偏都是中国人。明朝轰轰烈烈的抗倭，抗来抗去，留下大名的倭寇，少之又少。相反，不管是主体还是骨干，所谓的倭寇，可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不过既然确实有日本人在其中，叫做倭寇似乎还能激起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感情。
其次，嘉靖年间的倭寇首先是从哪里发端的呢？王士骐的《皇明御倭录》卷五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倭寇”到底是怎么来的：
海上之事，初起於內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闌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於馀姚謝氏。久之，謝氏頗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怒之曰：“吾將首汝於官。”諸奸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申聞上司云：“倭賊入寇”。巡撫紈下令捕賊，甚急。又令並海居民有素與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於是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誣良善。而諸奸畏官兵搜捕，亦遂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汛登岸，動以倭賊爲名，其實眞倭無幾。是時海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聞賊至，即各鳥獸竄，室廬爲空。官兵禦之，望風奔潰。蔓延及於閩海浙直之間，調兵增餉，海內騷動，朝廷爲之旰食。如此六七年，至於竭東南之力，僅乃勝之。益患之所從起者微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倭寇的事情，发端于内地的奸商汪直、徐海等人。汪直、徐海起初不过是余姚大商人谢氏的对外贸易代理人。因为谢氏总是拖欠他们的佣金，还威胁要告官，引起汪直、徐海等人的愤恨，于是一把火烧了谢氏的家。发生这么大的刑事案件，县官害怕担责，就上报说是倭寇干的。上面的人一听，这怎么得了？倭寇竟然欺负到家门口了，于是干戈大起。
这段文字中的余姚谢氏，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乃嘉靖朝退休大学士谢迁家族。由此可见，明朝虽然海禁，但人们趋利的本性是抑制不住的，连这样的大族都参与其中，那些没有生路的人更不用说了。也正是因为大族的参与，才导致走私活动难以禁止。
还有，嘉靖朝的海盗被称为倭寇，也有人认为是海盗自保的策略。众所周知，所谓的倭寇，大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妻子儿女是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他们自称倭寇，可以转移官府的注意，使官府真以为是倭寇入侵，从而保护在中国的家属。
最后，海盗活动之所以被称为倭寇，还可能和维持海禁政策有关。从太祖朱元璋以来到嘉靖朝，一直厉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而维持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杜绝倭寇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总之，嘉靖朝的倭患，实在是明朝海禁政策导致的国内人民无以为生，铤而走险的举动。那些倭寇头目，如汪直之流，虽然在日本建立了基地，而且也雇佣了少量的日本人，但他们的本质还是想正常贸易而不得的中国沿海居民。汪直是最著名的倭寇头目，就是这样一个大倭寇，也一直心存和明朝正常贸易的幻想。他掩杀了广东海盗陈思盼来讨好朝廷，希望朝廷开关互市，但为明廷所拒。后来总督胡宗宪和他定下盟约：只要汪直投降，帮组朝廷平定海乱，就可以开关。但开不开关，事关祖宗大计，言路汹汹，御史纷纷弹劾胡宗宪，吓得胡宗宪立马改变了主意，对皇帝说汪直的投降是“幸自来送死”。结果汪直被胡宗宪所欺，被杀身亡。明王朝本来可以早解决的“倭患”问题，就这样失去了解决的机会。
直到隆庆朝，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皇帝也知道倭寇问题的实质就是贸易问题，所以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开关，海禁政策被废除，民间的对外贸易又可以进行了。虽然依然禁止对日本的贸易，但倭寇问题却消失了，说明倭寇问题，纯粹就是一个对外贸易问题。
明朝闹得沸沸扬扬的倭寇问题，由海禁引起，又以海禁的废弛结束。说到底，它就是我国沿海人民为了生存发展而对不合理的政策做出的挑战。而明朝的抗倭，不过是一场剿灭叛乱分子的斗争。所谓的“民族英雄”，虚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