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有奸臣传，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新党，让人怀疑，大宋几百年，为何只有变法时期出奸臣？历史向来是胜利者书写的，司马光写通鉴，他本身就是一个保守派，对于新党当然看不顺眼，且中国向来就有道德治天下的传统，只要占据道德高位，不管是酒囊饭袋还是吃货草包，就好象变成大圣人一样。那些勇于任事的人，反而成了心怀不轨的奸臣。王安石变法的二把手，吕惠卿，名列奸臣传，大概就是这样的。
宋史把吕惠卿列为奸臣的罪状，通篇除了政治斗争，很难找到奸臣的依据。对吕惠卿的攻击，最后也落到他与王安石的关系上，认为吕惠卿是王安石提拔的，却恩将仇报，“叛王”，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极力排之，至发其私书于上”，如果不去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只看吕惠卿的行为，确实令人不齿。但深究其中，却发现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王安石与吕惠卿的第一次罅隙，是郑峡冯京案。郑峡和冯京本来就是反对新法的，不惜编造“流民图”来诋毁新法，这也是导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一个原因。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冯京也是参知政事，却反对新法，郑侠对吕惠卿发难，弹劾他“朋奸雍蔽”，这当然是继安石罢相后保守派对新法的穷追猛打，吕惠卿就把郑侠和冯京赶出了朝廷，这本来是一件政治斗争，却导致了安石与吕惠卿的龌蹉，怎么回事？原来安石之弟安国在这次事件中也受到牵连，众所周知，与安石不同，王安国是明确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并且曾多次非议吕惠卿，“面辱之”，这次也被放归田里赋闲了。王安国虽然反对新法，政治上和安石不是一路人，但二者是兄弟，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吕惠卿的行为让王吕关系产生一丝裂痕。
二者裂痕的扩大，是王安石的复出。参知政事里的反对派冯京已经外放，还有这个参知政事，叫韩绛，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作为，面对一个精明强干的吕惠卿，觉得自己无地自容，生怕有一天也被赶出去。于是这家伙就偷偷地给皇帝上书，要把王安石再请回来，这不就是用安石撑腰，打击吕惠卿吗？王安石接到皇帝的旨意，也做得不地道，“倍道而进，七日至京师”，按说老上级要回来和后辈共事，还是同志，怎么也要互通声气，但安石没有，偷偷摸摸快马加鞭地进京了，深怕被人知道似的。吕惠卿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老上级回来了，当然一脸懵逼，心里不高兴。这导致王吕裂痕加大。最后导致二者关系破裂的，是王安石的儿子诬陷吕惠卿强借民钱买地。
安石之子，也是个不争气的东西，他勾结御史中丞邓绾，“取邓绾所列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也就是说炮制了一份吕惠卿的罪状。面对诬陷，吕惠卿就向皇帝自辩，这个自辩，就走了受人诟病的“发其私书于上”。
安石之子构陷自己，安石又不闻不问，吕惠卿当然认为背后的主使者正是王安石。于是在给皇帝的自辩书里把王安石大骂一通，并且把安石写给自己的信给皇帝看，里面有“无使上知者”一语。
后来查明所谓的吕惠卿强借民钱买地，是子虚乌有，其时，吕惠卿已经被外放，远离政治中心了。而复出的王安石，因为书信一事，也让皇帝不满，维新派风雨飘摇，保守派乘势而上，大肆攻击新法，不久安石再度罢相。
王吕之间关系破裂，责任在谁，也不一定。保守派找不到什么其他把柄，只拿这个说事，说吕惠卿忘恩负义，是奸臣，自以为占据了道德高地，就可以褒贬天下，即使自己是一事无成的草包，也会油然而生一种道德优越感，这种情形，于今也不算稀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