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当上皇帝后，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整风反腐运动。事件起因，大约是因为吕留良案。
吕留良，明末清初文人。曾抗清，失败后也不与满清合作，非但不合作，还到处写文章骂清朝，被皇帝征召做官，不应，后来干脆剃了头发出家当和尚去了。最后老死。这还是雍正爹康熙时候的事情，但这事还没完。
到了雍正当了皇帝，为巩固帝位，也曾大开杀戒，把自己的亲兄弟差不多杀了个一干二净。本来，这样的事我中华历史上比比皆是，不足为怪。于是坊间就有流言，说是雍正的帝位来路不正云云，雍正听了，想必心里很不舒服，但流言蜚语虚无缥缈，看不见摸不着，不舒服就不舒服吧，也没有什么办法。
幸好，这时一个叫曾静的湖南人冒了出来，捅了个大篓子，让雍正抓住机会，名正言顺地开始了思想整风。现在看来，雍正一朝的文字狱，和他的儿子乾隆比，不算多，但却影响极大，极恶劣。
曾静，是湖南的一个读书人。读书人的事，本来是中个举人什么的，然后做官发财。但这个曾静虽然是个读书人，但读得并不好，自觉没有什么希望了，恰好又看到了吕留良的著作。一个心怀绝望的年轻人，看见那些骇人听闻的反清字眼，心里立马热血沸腾起来。这时，雍正正好发落他的弟弟胤禩的同党到广西，路过湖南，这些胤禩的同党，本来对雍正心怀不满，恨之入骨，于是就说雍正如何如何阴谋夺位。这些传言被曾静听到，更是在他已然沸腾起来的心里火上浇油，以为满清如此不堪，正是反清复明的大好机会。这个机会不抓住，岂不悔之晚矣？他觉得该是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了，于是真的做出了一件大事。
曾静要反清，自己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自然是干不成，怎么办呢？他异想天开，觉得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琦是个奇货。为什么呢？因为岳钟琦是南宋岳飞的后人，古有民族英雄岳飞抗金，今有岳钟琦反清，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于是他写了一封大义凛然的策反信，派自己的学生张熙去岳钟琦那里投书，梦想着岳督扼腕泣涕，举兵反清。但岳钟琦不是岳飞，他是清朝的封疆大吏，让这样一个人去反清，也是书生意气。岳钟琦看见张熙的投书，大吃一惊，这是谋反啊！赶紧把张熙逮了起来审讯，问他幕后主使。这个张熙也是个书生意气，竟宁死不招。岳钟琦只好假意要响应曾静的号召，这样一来，张熙就把什么都说了。这下可好，案子审明白了，岳钟琦赶紧自己带着那封策反书信和张熙去雍正那里交差了。
雍正看见策反书信，里面自然都是一些骂自己的话，不但骂自己，连祖宗八代都骂了，大怒，决定亲自审理此案。曾静眼看大事不成，干脆全招了吧，于是死去几十年的吕留良不得安生了。子孙、师友都被杀的杀，流放的流放，连躺在棺材里的那把老骨头，也被刨出来了个枭首示众。
至于曾静，雍正不知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竟然给放了，想必是为表示自己绝不滥杀吧。
吕留良案，让雍正心里更加不舒服了。你想想，这大清都解放全国几十年了，民间竟然还有吕留良这样大逆不道的人，真是可怕。如果不是那个曾静不知天高地厚策划封疆大吏谋反，恐怕这个反革命集团也继续深藏不露，危害大清。雍正觉得知识分子太复杂，太危险，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是时候治治这帮不知好歹的臭老九了。他深感统一思想的必要性，于是发起了整风运动。要整知识分子的风，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歌颂大清，不要再异想天开。
首先，雍正亲自编写了整风教材。他把自己审理曾静案时曾静的口供整理出来，前面加上自己的按语，编写成《大义觉迷录》一书，这本皇帝亲自编写的书，刊发后立即向全国发行，读者对象主要是各个知识分子以及乡野小民。这本最高指示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第一，针对曾静等人散布的夺位说进行辩解。说明自己对老爹，就是上一位皇帝康熙是如何的孝顺，对自己的兄弟是如何的友爱，“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固结党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惑人心，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消除妄念，安静守法，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厚加禄赐，为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所以数年以来，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照他说的看，确实是一个慈孝友爱的人。
第二，就是为满清入主中原辩护。曾静受吕留良影响很大，吕留良是一个道学家，讲究的是义理。认为满清代明，是不合天道的，要“严华夷之防”，就是说，那满清跟我大中华不是一个种，不服孔夫子的教化，虽然现在他们得了天下，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号召人们要夺回属于孔夫子的天下。曾静就说过，春秋时应该是孔子做皇帝，战国时应该孟子做皇帝，秦汉后应该朱子做皇帝，不管谁做皇帝也轮不到一个化外蛮族做皇帝，这是奇耻大辱。那么满清入主中国到底算不算正统呢？雍正在他的这本著作中也进行了说明。他在按语里首先说“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就是说，天下有德者居之，我大清既然能得到天下，说明我大清的德行胜过明朝，怎么能够以地理种族来分个彼此你我呢？对于华夷之防，雍正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我大清本来就是中华的，就连你们口口声声称赞的舜、周文王，一个是东夷人，一个是西夷人，他们可以为圣，我大清当然也可以。对于颠覆明朝的罪名，雍正的答辩却有点意思，他说“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就是说，说道大逆不道，明朝颠覆元朝才是大逆不道，因为朱元璋本来就是元朝的子民，而我大清和明朝的关系，是邻国的关系，属于国与国的关系，怎么能说是大逆不道呢？况且明末时，盗贼泛滥，最后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帝吊死在景山上，这怎么能怪我大清呢？非但不能怪罪我大清，你们还得感谢我们荡清贼寇，把你们救出水深火热之中呢。雍正在华夷这个问题上，一会儿说满清本来就属于中华，一会儿又说和明朝是国际关系，立论不怎么稳固。不过作为最大的国家领导人著作，也没有谁敢说什么。
雍正不但让全国知识分子都学习他的著作，还成立观风俗使衙门，让曾静还张熙到湖南的观风俗使衙门效力，开报告会，进行宣讲活动。这个曾静也是个乖巧人，宣讲起皇帝的仁德来是不遗余力。
这样，闹得沸沸扬扬的吕留良案就算是完结了。明末清初的那帮遗老遗少，在康熙朝还能发发牢骚表达不满，到了雍正朝，什么也不敢说了。谈义理的道学先生吕留良被戮尸，可见这样的学问是一条危险的途径，大谈义理的宋学，在清朝终于衰亡了，代之而起的是“莫谈国事”的考据之学。虽然考据出了许多前人的谬误，但终归没有什么创新，大清朝的学术文化，终于死气沉沉下去了。
雍正的思想整风，自认为统一了认识，加强了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于清朝历史和现实地位的信心，重塑了满清的制度优势。他的个人权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满以为大清的盛世会一直持续下去。到了他的儿子，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时候，所谓的盛世已经变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再看看雍正的著作《大义觉迷录》的命运。乾隆上台后，立刻宣布此书为禁书，把老爹的大作收缴上来一把火烧掉了事。还有那个宣讲团积极分子曾静，也被乾隆抓了起来砍了头。事情何以至此呢？皇帝家里的事情，还真是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