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看来，一切问题无比清晰：到了2024年，拜登早已不是一个适格的候选人。他年龄与身心情况明显是个问题，却要持续拿下“连任”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日前，一本书在美国政坛引起热议，因其尝试用内幕报导解答这些问题：拜登及其身边的团队是否自欺欺人？他们如何相信不适格的拜登能竞选连任？进一步说，一群理应专业的政治从业者，明明有能力爬上美国政治的顶端，为何一心坚持打一场必败的仗？选战的失败，到底跟谁更有关系？
这本书是《原罪：拜登总统的衰退，对于衰退的隐瞒，以及他决定再度竞选的灾难性决定（暂译）》（Original Sin: President Biden's Decline, Its Cover-Up, and His Disastrous Choice to Run Again），由来自两个世代的政治记者，CNN的Jake Tapper和Axios的Alex Thompson合著。他们采访了约两百位关系人士，试图看到白宫之内、乃至民主党政要之间，如何任凭灾难发生，直到最后一刻才紧急掉头。
本书之外，本文还将思考：美国政治系统的制度设计，如何令这个问题得以持续存在？
三个层次的过错：普遍的，拜登的，美国的这本书讲了许多内幕故事，笔者总结，大致可以按照两条脉络检讨拜登团队的过错。
首先，是一些在任何政治团队内都可能犯的错。比如拜登及其高阶幕僚始终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且唯独自己有能力击败特朗普这样“邪恶的对手”。在他们心中，一切提高胜算、有利于击败特朗普的行为仿佛都是正当的。也因此，他们对批评者心生怨怼，认为这些人凭什么不去检讨对手，反而一直放大检视自身的表现。幕僚们尽责地想将老板最好的一面呈现给选民，在面对攻击和质疑时也非常用力，尤其是指责对方“动机不纯、立场邪恶”。
这些都是政坛常见的心态与操作手段，或许正是因为太过平常，这群拜登的家臣们反而有意无意纵容自己跨过太多条红线。举例而言，一开始，幕僚们按照业界常规为拜登准备提示卡，只是比一般情况写得更加详尽，提醒他该说什么、自己现在见的是什么人；但随著拜登逐渐老化，他已经高度仰赖预录讯息，在家臣们的保护下，团队动用复杂的剪辑，甚至动用大导演史匹柏（Stephen Spielberg），才能从几小时的谈话中勉强剪出几分钟堪用的片段。
在这个过程中，幕僚们仿佛忘记了：拜登的身心状况早已不堪负荷。而为了“圆谎”，他们甚至开始威胁媒体、攻讦独立检察官，种种行径更是违背了对选民的承诺。
第二条是一些独属拜登团队的问题。书中许多故事都指向同一点：拜登团队太过紧密，家臣们都来自相同的小团体。这群人高度忠诚，跟随拜登许久，生涯发展也完全系之于拜登的下一步。于是，他们更容易高度保护拜登，尤其形成欺上瞒下的小圈圈。
其中一则故事尤其惊人：在高阶幕僚的“保护”之下，拜登从来没有听取民调负责人的报告，一直到七月退选前都误以为自己和特朗普民调互有领先。这让终于能造访拜登、要和他当面讨论选情的民主党参议院领导人舒默（Chuck Schumer）大吃一惊。
一直到退选前，拜登都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一败涂地——即使竞选团队的民调负责人向上呈报的报告中，其实早已明确表示看不到突围的一丁点可能性。自然也不难想像，参议员们的反弹更完全没有传到他的耳中，全部都被他的近臣们挡在门外。
而本文还将指出第三条线的问题，即这场政治灾难也有专属于美国的面向：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除非现任总统自己愿意放弃连任，否则党内政要缺乏能够随时挑战现任总统的机制。这使得民主党内的其他政要会更加没有勇气出手：万一自己出手了，但拜登依然不愿辞任、甚至还更加坚持，自己岂不成了削弱自家领袖的罪人？岂不是在帮助特朗普？又岂不会被自家人讨伐、唾弃？
在此之前，可以说本书先打下这样的基调：若要说民主党许多政治人物缺乏道德勇气，这确实是个公允的批评。
过错的根源：不怕别人看轻，何况我们是正义的一方在拜登团队的诸多过错中，有一些的确可能发生在很多政治人物、甚至很多一般人身上：太多时候，人们都相信自己不该怯懦，崇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相信不该因为“一点挫折”就裹足不前，或者因为“外人”的质疑就自我否定。但在自己真的不该继续下去的时候，这样的预设立场不但使人错估形势，更容易使人产生某种被围困的感受。
于是，明明已经伤痕累累，却误以为自己还筋骨强健；明明是不断撞墙、已经反映出自身根本的问题，却误以为自己是在披荆斩棘、一切只要用点技巧就能克服；明明是外界诚实、合理的疑虑，却误以为一切都是不公正的攻击，来自万恶的敌人或者不忠的自己人。
从书中的故事看来，这种执迷不悟在拜登团队身上表现得特别严重，则又有两大原因。
首先，拜登的“品牌形象”一直都是坚韧不拔，面对逆境依然奋勇向前。他从小因为口吃被嘲笑，却能克服这个障碍，成为政坛大咖；在政治生涯的起点，他只是一位地方性政治人物，却扳倒了颇具名望的现任共和党参议员；甫当选参议员一个月，他当时的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女儿就死于车祸，两个小儿子身受重伤，但他依然熬过劫难，忍人所不能忍，成为参议院历久不坠的资深成员；他两次参与总统初选都黯然失败，担任两届副总统之后，他的老板奥巴马居然并未支持自己接任，反而劝退他支持希拉莉。
这些经历都在在反映拜登是如何被所有人“低估”的——在拜登和家臣的想像中，拜登是一路不被看好，却能存活下来的政治人物，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体现。只是跌倒根本不算什么，只需要再度爬起来。
所以，老化又算什么呢？这不就是外人再度低估拜登吗？面对老化的事实，书中不只一次提到拜登的核心幕僚曾这样自我说服：早在2020年，民调已显示选民对拜登的年龄有所顾虑，甚至许多亲民主党的政治评论人也“落井下石”，但他还是当选了，所以年龄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不是吗？
在这样的思维下，他们容许自己忽略拜登这四年来更加严重的老化，也容许自己忽略2020年选举时，是因为在疫情期间，才更有办法隐藏这样的拜登。疫情让拜登有正当理由呆在自家地下室竞选，不必四处奔波；但更重要的是，这也让团队能预先帮拜登准备好一切，大大减少他“反应不过来”的风险。
一场地方电视台访问，表面上看是即席问答的模式，实际上却是将所有问答都预先打上读稿机；在一场预录的“与选民对话”活动中，团队也善用疫情下的限制，只与几位选民视讯对谈。而即使如此，拜登也已经开始注意力涣散，原先数个小时的影片，最后只被勉强剪成了两条五分钟和四分钟的短片而已。
如果连2020年都是如此，2024年还有什么希望呢？在“只要再爬起来就好”的神话下，拜登的家臣们似乎容许自己回避这个问题。
此外，拜登团队不仅相信自己能够赢过特朗普，而且相信党内“只有”拜登能赢过特朗普，因此面对这样的“万恶敌人”，怯战更不是一个选项。
他们太快陷入这样的英雄情结了，预设了自己是美国迈向独裁前的最后一条防线。书里提到一项惊人的事实：拜登团队从来不曾真正开过任何策略会议，从来不曾沙盘推演参选连任是否明智，会有怎样的机会或风险。相反地，拜登“理所当然”地吩咐家臣他要竞选连任，家臣们也“理所当然”地命令下属开始筹划——即使拜登在2020年其实许诺只会参选一届，不过是让自己成为通往年轻世代的“桥梁”。
拜登和他的团队甚至多次向党内人士表达：难道要让贺锦丽来选吗？读者姑且可以不论贺锦丽是否具备担任总统的能力，问题在如果拜登及早退选，党内自然会通过初选的机制，挑拣出一位通过考验的候选人。但拜登和他的团队相信只有自己能够做到，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根本未曾考虑让位的可能。
反制的手段逐渐越过伦理红线既然一切都只是外界“不公平的质疑”，那么动用各种政治上的常用手段予以反制，也是“情理之中”。
反制手段有非常多种。在比较“无害”的一端，拜登的幕僚们特别控制了他的工作时间和行程，比如，2022年原规划要先去欧洲、再去中东的十天出访，就在幕僚们介入下一分为二，变成六月先去欧洲，七月再到中东——反正当时沙乌地阿拉伯的行前协商尚未谈妥，这么做也有“正当理由”。
书中也引述数据，指出拜登就任约一年半的时间内只接受了38场访问，是克林顿和小布什同任期时间的一半，更只有特朗普的三分之一，奥巴马的五分之一。不过，幕僚对此也有办法自我辩白：除了疫情之外，媒体环境也变了，主流媒体采访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无须浪费总统这么多宝贵的时间。
于是，一切都显得有正当理由，即使幕僚们心知肚明，这些做法主要的效果就是保护拜登，以免暴露他已经严重老化的事实。但副作用也来了，比如，该书作者取得的行程资料显示，若无其他行程，拜登在任期后半段的“上班时间”几乎就只有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在五点半以后就回到寓所，最多只会接听电话。这意味著总统听取报告、指挥政策的时间变得相当受限，多位内阁部长都向作者们证实，到拜登任期后半，他们得要好几个月才能见到拜登一次。
有些手段更“有害”。一名《纽约时报》记者在报导拜登确诊Covid的文章中，于文首提及拜登年事已高。白宫的幕僚却马上对该位记者“咆哮”，要求他撤下这个“不相干”的细节。每当有记者向白宫询问拜登的身心状况时，官方回应都是“年龄不是问题，他在内部会议中超级犀利”。两位作者取得的内部通讯更显示，白宫团队多次指示民主党党工在社群媒体上抨击任何提及拜登身心状况的主流媒体记者，“指出他们事实错误，他们的评论带有偏见，他们没有以同样标准检视特朗普”。
最经典的案例是拜登面对特别检察官Hur的调查时，白宫对检察官展开人格谋杀。
当时，Hur发现拜登卸任副总统后确实违法收藏机密文件，但不建议起诉，原因是拜登在彼时的记忆力已有状况，后来又更为严重，陪审团很容易怀疑拜登并无明确的犯罪意图。为了佐证这样的论点，Hur详细引述他讯问拜登时的过程，发现拜登不断偏题说起往事，连“传真机”这样的简单辞汇都反复忘记，更想不起来自己在哪一年卸任副总统，需要律师提醒他是2017年。
当检察官真正问及2017年，拜登却自行提起大儿子Beau“那时要不正在服役，要不已经快死亡了”，而Beau服役是2008至2009年的事情，且在2015年就已经因为脑癌过世。尽管如此，独立检察官还是在结案报告里做出“记忆不佳、不建议起诉”的决定，而检察总长也认定这些细节是重要的判断依据，因此尊重独立检察官的决定。
但是，白宫的律师先是不断致电司法部、特别是副检查总长，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删除相关文字纪录；施压未果之后，白宫团队又立刻开始为特别检察官抹上政党色彩，其他民主党人也随之加入：两名白宫高层不具名向媒体放话，不但批评Hur的报告内容“无事生非”（gratuitous），更声称拜登的第二任期内将不会让检察总长续任。
拜登本人更是痛骂特别检察官：“他什么鬼地方来的勇气敢提（我儿子去世）这件事，老实说，当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这跟他们有个鬼关系？”但其实，这才是真正具有误导性的说词：逐字稿证明，特别检察官根本没有主动提及拜登的儿子，只是问他2017年时发生的事，是拜登自己把话题带到儿子身上。
的确，在面对质疑时反守为攻、批评质疑者的人格是政治泥巴仗的常见手段。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人太过熟悉这些手段，他们才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己已经跨越了红线：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的最大批评之一就是特朗普如何与法律体系为敌，但拜登团队为了自保也很乐意这么做，杀人诛心之余，甚至直接发布不诚实的言论。
小圈圈用人，拜登甚至不知民调落后上文提到，拜登的问题更在于极端的小圈圈用人，只信任极少数长期跟随他的家臣，进而容许这些亲信可以完全主宰老板能听到的讯息。美国的政治体制原已使得其他政要难以挑战总统，拜登又自己创建了封闭的决策圈，终于导致在外人眼中难以理解的决策。
总统有自己信任的策士并不奇怪，但拜登只愿意信任少数曾与他同甘共苦的亲信，尤其是那些曾陪他一起挨过2015年大儿子过世阴霾的故旧，终于让这群人成为拜登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的资讯来源——两位作者揭露，这群人在白宫内部常被比喻成共产国家的中央政治局（Politburo），而民主党参议院领导人舒默则称呼他们为“禁卫队”（Palace Guard）。
举例来说，主责竞选连任策略的一名资深幕僚已经跟随拜登三十余年，而“政治局”的另一成员不仅在拜登副总统任内就已担任幕僚长，四个孩子也都在拜登团队工作，还有一位成员的女儿正是为拜登安排行程的助理。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亲信名义上是第一夫人的首席幕僚，但也身兼选战副主任，他为拜登家族工作将近二十年，根据两位作者的披露，他会不断在白宫内打听“某某某是拜登的人吗？”甚至劈头询问下属是否效忠拜登本人。他与另一位伙伴可以每日自由进出总统寓所，甚至会吩咐官邸原先的职员不必值勤，起居全部由他们两人负责照应即可。
在这样的氛围下，有内阁阁员抱怨，就连重大经济政策都经常只是由“政治局”说了算，连相关部长都未获咨询；也有传出，拜登的脾气相当古怪，只有近臣们知道该怎么跟拜登沟通。许多其他幕僚会在会议中不小心惹怒拜登，会议便会因此难以进行下去，这也让能和拜登说话的幕僚越来越少。而随著拜登身心状况逐渐下滑，工时缩短，更没有时间分给“政治局”以外的其他人选。
书中一项惊人的资讯，是拜登的竞选团队虽然聘请了四位民调与焦点访谈专家，但这些专家的分析却始终并未传达到拜登的耳中。从2023年开始，他们的民调结果就不断显示，虽然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民调差距并不算大，但始终无法拉近。而最致命的问题不是差距本身，而是找不到弭平差距的可行策略：那一群2020年曾投给拜登、现在却改变想法的选民，现在不仅认为拜登并未解决物价问题，更普遍认为拜登的老化已经太过严重，无能继续担任总统，所以并不考虑回笼。
在和选民的焦点访谈（focus group）中，专家们更已经试验过多种说服的策略，包含呈现拜登在国情咨文等演说中精神高亢的模样，但选民依然不买帐，认为这一定是因为他只是在读稿、甚至怀疑他有偷偷用药。
然而，“政治局”不但没有忠实上报这些结果，反而还不许民调专家设计太多关于拜登年龄、身心健康的问题。一直到2024年7月，在那场灾难性的辩论会后，白宫才第一次“安排”要让民调专家们亲自向拜登简报，但之后却取消，并未成行，名义上的原因是拜登确诊。辩论会后二十天，“政治局”听取三位专家简报，而跟随拜登三十余年的老臣完全不正面回应民调，只在Zoom对话结束之前抛下一句“那我期待检视你们的数据”便挂了电话。
会后，另一位家臣致电痛骂其中一名民调专家，说“你们完全越线了，如果是我主导，我就会开除你们，你们应该告诉我们怎么赢，不是说我们赢不了”。事已至此，拜登家臣依然不愿接受真相。
而这也使得拜登无法得知真相。“政治局”成员亲自向民主党众议院领导层证实，截至灾难辩论会后一个多礼拜，拜登根本不知道党内担忧自己会害得众议院席次大幅流失。在理应用于安抚党内中间派众议员的视讯会议中，拜登宣称“最近三个全国性民调显示我领先四个百分点”，但这完全与现实脱节。
民主党州长联合会见拜登时，拜登甚至宣称“民调依然显示我是击败特朗普的最佳人选，民调也显示人们并不担心我的健康状况，人们更在乎拯救民主”——在会议结束后，州长们陆续离席，向来支持拜登的麻州州长Maura Healey询问“政治局”的领头人，总统到底从哪得来的民调数据，怎么和其他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却只得到这样的答复：“我已经干这行干三十年，我很懂民调。”
不像英国，美国挑战同党总统的机制相当有限回到最初，这本书所揭露的，是在这样的事实下，民主党人要指出拜登并不适任变得十分困难，需要极高的道德勇气。
下一个问题来了，美国的政治系统内部，难道不存在制衡吗？
根据笔者对美国政治体系的认识，党内若想挑战自家总统，所需的道德勇气很可能比在英国等议会内阁制国家还要更高。既然拜登执意参选，攻击拜登不仅很容易显得不忠，而且形同削弱自家候选人，协助特朗普当选。
单看规则，挑战拜登的最好时机是2023年。当时，民主党仍在形式上需要走完初选提名的程序，然而当时家臣们对拜登的保护尚未破功，无怪党内政治明星都不愿甘冒大不韪出马挑战。最后只有一名不甚出名的众议员出马，而也因为他的政治实力不强、知名度不高，民主党内负责初选的小组遂能简化初选流程，并未安排总统亲自与该位候选人辩论，最终也没有引起太多争议。
在当时，拜登的身心状况虽然已饱受共和党攻击，但缺乏“一刀毙命”的证据，民主党人更无必须推翻拜登的迫切感——回顾2023年关于民主党初选的报导，媒体最大的关注主题是加沙议题抗议者的动员成果，而非党内对于总统身心状况的恐慌。
毕竟，在美国战后政治史上，总统再度获得提名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过去，美国两党的总统提名权也曾握于党内大老之手，但在战后逐渐下放到基层选民，初选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逐渐巩固，由各州支持者经过漫长的程序决定提名权。在这个制度下，现任总统“被初选”（primaried）确实可能发生，但通常等同对于执政路线的否定与抗议，会成为外界观察党内分裂的证据。
此外，由于美国政党的初选体系是要在各个初选州动员基层支持者，需要庞大的金钱、声势和组织实力，亦即需要许多其他党内有权者的倒戈支持，而初选挑战者通常也都缺乏这样的实力。
成功案例不是没有。比如1952年，杜鲁门被不满种族融合的南方民主党人发起挑战，杜鲁门为了团结，也因为知道自己的政府丑闻频传、难以在大选中获胜，于是放弃连任；1968年，在越战等议题带来的严重分歧之下，詹森面对反战派抗议者的挑战，惊觉自己的民望已经低到无法挽救，同样也在初选季节一开始就宣布不再寻求连任；1992年，共和党基督教民族主义右翼认为被“全球主义者”老布殊背叛，对其发动文化战争式的讨伐，也是共和党内分裂的重要分水岭。另外，1976年和1980年，福特和卡特也因民调低落而被党内野心者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五个案例中，福特、卡特、老布殊三人其实也都坚持到最后，依然成为党的提名人——挑战者要能在各州打赢初选实在太过困难，必须仰赖太多党内有权者的倒戈支持。而杜鲁门和詹森则是自己放弃寻求连任，倘若坚持参选应仍很有机会获得党内提名，击败全国性实力较弱的初选对手，只是因为他们展望大选认为毫无胜算，才选择主动退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五个案例中，执政党都在大选中交出执政权，才使得对手政党成功入主白宫。换言之，在美国战后政治史上，初选挑战现任总统从来不曾有过好结果，民主党人的集体“怯战”便不难理解。
此处不妨与议会内阁制的英国对比：本书作者之一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就说“我想这在你们国家不可能发生”，最迟在（2024年）那场辩论会之后，党内一定会直接对党领导人发起挑战。他说得没错，但这不是因为英国的政治人物必然更具备道德勇气，而是因为推翻首相是执政党籍议员随时可以尝试的事情，而既然制度上有相当的胜算，他们也就比美国同业更有本钱挑战自家领导人，若获成功，就将有新面孔带领他们打下一场选战。
英国的成功例子，是比如1990年，曾经担任戴卓珊（台译：柴契尔）副手的保守党资深议员，在辞职后发表重量级演说，严词抨击戴卓珊的欧洲政策削弱英国，普遍被认为直接终结了戴卓珊的政治生命——另一位大老嗅到机会，隔日宣布挑战戴卓珊；九天后的投票中，戴卓珊虽然仍获得党团过半支持，但在议会内阁制国家，这意味著党内随时能再有其他人挑战她的政府，她因此宣布辞职。
2019年，时任首相文翠珊（台译：梅伊）迟迟无法让议会接受她的脱欧协商结果，虽然才刚挺过一波党内的正式不信任投票，但负责幕后协商的党内大老面告文翠珊，倘若不自行辞职，他们会推动党内规则修改，重启不信任投票，文翠珊于是宣布自行辞职。
2022年，约翰逊（台译：强森）也已挺过党内不信任投票，而且坚持不愿辞职，但在新一波丑闻后，他的内阁成员——每位也都是国会议员，必须顾及自己的政治生涯而大规模辞职，让约翰逊根本无力组成内阁，执政完全停摆，于是被迫下台。
换言之，对比英国议会内阁制下，执政党议员们随时可以决定对首相发起挑战，甚至可以选择先撤换首相，再决定接任人选。美国两党则采取初选制，党内大老无法随时自行决定总统提名人去留，需要有挑战者出面取而代之、也需要党内有权者集体倒戈，在初选过后，只能期待不适任的现任总统自己知所进退。
但偏偏，拜登对情势的理解完全被家臣垄断，而他们已经陷入集体的自欺欺人。又偏偏，拜登和他的团队不仅抱持著“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念，深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所以纵容自己跨过各种欺上瞒下的伦理红线，在太长的一段时间根本不曾考虑退出的选项。
书中报导，即使到了选举之后，拜登还公开表示自己如果坚持参选仍能获胜。而在退选之前几天，还埋怨媒体过度检视他的健康状况，而不用力揭发特朗普的谎言。同时，他也在会议内咒骂党内左翼议员不积极称颂他的进步派政绩，没有用力行销各种照顾弱势和基础建设投资的政策。他对党内中间派议员也表达非常不耐烦，认为是其他议员没有为他行销他在国安、外交上的成就。
这个故事关乎普遍的人性，关乎拜登的领导风格，也关乎美国的制度设计：他从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于是，他让自己成为了民主党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