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4年秋天，三艘荷蘭克拉克大帆船來到澎湖灣，和明朝對戰、在東亞劫掠，從此改變了澎湖與台灣的命運。
大航海時代開啟，歐洲人相繼東來，交織成無比複雜，精彩萬分的悲喜劇。海盜與海商勾心鬥角，日本豐臣秀吉想征服世界而征戰朝鮮，明朝大將帶領水師對戰荷蘭紅毛船，歐洲崛起大國將內部戰爭延伸至海外殖民地。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場戰爭、每一次交易的背後，都有著曲折豐富、精彩無比的故事，在此時此刻，交會於澎湖。
故事，必須先從澎湖說起。
重回視野的東亞世界
最近，隨著東亞國際地位的重要性日增，有關東亞史與十五至十七世紀早期全球化歷史的研究，無論在臺灣、中國大陸，或者韓國、日本，都開始一波新的研究熱潮。這固然與東亞經濟圈的崛起有關，但它和1990年代之亞洲研究又有所不同。它更多是透過歷史，回歸東亞，指向未來。
1990年代的東亞研究偏重經濟面，諸如：日本第一、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亞洲經濟奇蹟、雁行理論、儒家經濟圈等。它所環繞的中心，以帶動亞洲經濟起飛的日本為主。
但二十一世紀開始的這波研究熱潮，卻更為深刻而廣闊的挖掘早期全球化時代，以東亞為主體的歷史，以及與歐洲文明的首度接觸的碰撞歷程。相較過去以歐美為主體的觀點，這一波的主體更突顯東亞本身。每個國家以自身的歷史為主體，打開不同於歐美觀點的論述。
特別是，研究的歷史時間，不再從歐洲人東來開始，而是始於更早，從十五世紀歐洲人尚未來到東亞之前，東亞各國的國際關係與海洋發展史，再延續到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來到遠東，從而對亞洲國家的政治、經濟、地緣政治等，造成深遠的影響。過去並非沒有此種主題的研究，前中研院士曹永和即是佼佼者，但話語權一直掌握在歐洲殖民帝國的學術與媒體手上。東亞的這些研究與論點並未受到重視，是直到近期以來，逐漸成為顯學。
全球化之前的東亞之所以非常重要，原因在於：這些早已存在的東亞國家之間的交往與海洋貿易，正是歐洲人東來時藉以發展的物質與文化基礎。質言之，歐洲人所抵達的東亞，不是像他們描述的那樣，「哥倫布來了，美洲的歷史才開始」（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反諷語），彷彿歐洲人來了才帶來商業與文明。事實是，東亞早有經濟與物質的基礎；甚至物質文明、工藝造詣、社會組織、國際商業活動的範圍等，都遠高於歐洲。這只要看看當時歐洲與亞洲的貿易逆差，就可以知道。
正如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寫《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想證明的，美洲本有自己的歷史與文明，是一個豐富飽滿的生命體，只因為歐洲人來了，切開它們的血管，吸取了它的血，才使得拉丁美洲變得貧窮落後、命運悲慘、不得翻身。而歐洲的資本主義帝國也正是靠吸取拉丁美洲、非洲這些國家的血，從自然資源的黃金白銀到農作物，從壓榨人民的勞動到大量奴隸的販賣，是這些人與大地之血，才滋養了這些帝國。
東亞也是一樣的。東亞是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歐洲所帶動的軍事、工業生產，改變了航運技術，從而以新型態的船堅炮利，擊垮了東亞國家，建立新的全球霸權，因此改寫歷史，將東亞描述成一開始就是經濟落後、封建、封閉、不文明的待開化國家，進而將其侵略殘暴的殖民行徑，描述成帶來現代商業的「文明開化過程」。
學者曹永和在〈中國海洋史話〉中，對這一段歷史有非常清晰的提點。他認為：「明代歐洲國家東來的時候，由於東西雙方的差距有限，所以對東方並未如後代所認為造成很大的影響與衝擊。反之，在明代東、西方交會時，歐洲人從東方受到不少的影響。根據當時在各地布教的天主教傳教士的報告中，顯示了他們對亞洲各地高度的文明、繁榮的社會及精巧的工藝，無不十分驚訝。所以對於這一時期的西方東漸，有許多人認為對中國造成很大的衝擊，其實不然。這是十九世紀以後，歐洲人所養成的優越感及亞洲人的自卑感所肇始的。」
更明確說，是十九世紀之後，東亞始失去話語權與歷史解釋權。一切的學術研究、討論主體、價值判斷等，莫不以歐美的論述為標竿，弱勢的東亞國家被描述成不文明的、人吃人的黑暗國度，等待歐洲文明的拯救。殖民者的壓迫，於焉被美化為拯救，迫害變成救贖。
日本或許稍有不同，以「脫亞入歐」為精神指向，向歐洲認同起來。但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變身為亞洲的侵略者，先殖民韓國、臺灣，再侵略中國，最後侵略亞洲各國，甚至發動對美國的戰爭。但日本所標舉的旗號，卻是「大東亞共榮圈」。它所藉以號召的精神內涵，自稱是「王道」，亦即以亞洲的「主宰者、救贖者」自居，要將亞洲國家從歐洲帝國主義的壓迫裡解放出來，全面實施王道，進而領導全亞洲，對抗歐美。但在骨子裡，它仍是承接帝國主義的思想，只不過那個殖民帝國換成日本而已。在價值判斷上，並無翻轉之功。
二戰後，美國成為亞洲的新主宰者。冷戰二體制對立下，美國所建構的圍堵防線，從韓國、日本、琉球、臺灣一路延伸到菲律賓、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歐洲國家在十六、十七世紀所建構的殖民地，全面由美國所掌控。
曹永和所謂「歐洲人所養成的優越感與亞洲人的自卑感」依舊由美國所繼承。話語權依然掌握在歐美的學界。
這情況，要直到1980年代日本經濟崛起，及199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日本與四小龍成為美國研究對象，四小虎（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繼之而起，成為被歐美期待的新興經濟體。亞洲國家終於逐漸擺脫過去的落後形象，而為歐美學界所看重。一時間，亞洲經濟奇蹟成為1990年代的顯學。
然而，1990年代的東亞研究仍是歐美中心主義，只是將亞洲經濟的崛起視為值得研究的對象，其主要關注的範疇在經濟發展，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文化。例如儒家文化與基督新教倫理的對比、亞洲人的儲蓄習慣、勤儉美德、儒家文化圈等。它是一個稍嫌模糊而籠統的大概念，並未深入到東亞各個不同國家的宗教、信仰、文化等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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