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一代”这个词，指的是变革的一代，不安分的一代，希望社会变化，希望获得更多自由的一代人。贾樟柯觉得这个时代结束了。
十几年前，贾樟柯曾经写过自己与马丁斯科西斯见面的情形。如今讲起来，他倒有些不好意思了。电影学者白睿文在专著中写，斯科西斯看了《小武》，大赞贾樟柯“reinventing cinema”。贾樟柯没有当那是一句判断，“他当然是在鼓励我，他是一个非常鼓励年轻人的导演。”
斯科西斯和贾樟柯初见面时，不知道他就是《小武》的导演，斯科西斯后来传真给贾樟柯，邀请他在纽约碰面。2002年秋天，《任逍遥》在纽约放映，贾樟柯也如约去到了史高西斯的工作室。
谈话的当下，有一个邮包寄来。加州大学的学生将自己的作品寄给斯科西斯，他的地址是公开的，每一部收到的作品他都会看和回覆。“他说，再忙，写两句总是有时间的，”这个答案在十几年后依然让贾樟柯感到震撼，他在那次的见闻中写，自己刚拍短片时非常需要他人的帮助。
贾樟柯后来办影展，去学校教电影，也是基于这一次的拜访，“我觉得经验，电影的主张和想法应该去分享，当你有一点点资源的时候，就应该去帮助别人。”
自2017年10月起，贾樟柯在山西平遥发起和创办了平遥国际电影展。他的大部分工作重心都放在推广影展上。其间，只导演了一部剧情片《江湖儿女》和一部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很像旅行，你出门了，能看到什么风景，看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都不知道。”在二十年间，剧组出现在各种大事现场，除了申奥和加入WTO，还有三峡大坝和后来的封控疫情。贾樟柯每每会问自己，我现在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
2024年第77届戛纳影展，他的新作《风流一代》举行了世界首映。
风流歌2001年，贾樟柯开始了一个新的拍摄项目，暂定名为《拿数码摄影机的人》，千禧年代刚刚开始。不久前，他以第二部长片《站台》入围威尼斯影展，在国际受到好评。
他察觉到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莫名的亢奋，人们觉得未来充满了机会，每个人都非常有能量，有热情。那个年代令人挥之不去的标志事件，一是中国加入WTO，“那象征着中国在经济层面成为世界的一员，”另一事件是北京申奥成功，“这好像是我们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代表某种现代化的里程碑。」
在这样的社会兴奋感中，贾樟柯强烈感受到自己要拍一部电影，一部游历式的电影。在新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游历着去看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状况。也因为同期设备数码化的技术，令他认为这样的拍摄是可行的。传统电影的拍摄需要很周密的安排和充沛的资金，需要技术团队的配合，2001年的贾樟柯认为数码的产生一定会让拍摄变的简单。“那时候数码技术刚刚产生，还不成熟，电影工业并不信任它，”但贾樟柯特别喜欢这个不成熟的技术，“因为它有很多可能性，比如它很小，很轻便，我们可以带着它四处旅行，另一方面，它可以离人很近，人们不会太防备它，这个机器不太介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秩序里，它对灯光的要求也很低，在很暗的地方也可以很好地成像。”他想，这可以让人从电影工业的条条框框里挣脱出来。
《拿数码摄影机的人》没有剧本。贾樟柯没有预设好一个人物的情节线，预设好叙事逻辑和情感逻辑。然后进行影响转换，将其变成电影，“这个电影一开始就是漫无目的的游历，或者探险。”他希望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形成角色的故事，和有机的电影结构。团队曾经用过胶片/菲林，35mm和16mm都用过，一直到数码的技术愈来愈成熟，取代了胶片/菲林，贾樟柯非常享受这恶过程，这种拍摄的经验带给了他们很多突发的即兴，“很像旅行，你出门了，能看到什么风景，看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都不知道。”在二十年间，剧组出现在各种大事现场，除了申奥和加入WTO，还有三峡大坝和后来的封控疫情。贾樟柯每每会问自己，我现在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
这一路上，电影断断续续地拍，贾樟柯找不到要停下来的心理感觉，一切还在变革中。他沉浸在其中，“我一直在大陆工作，不愿意离开一个核心的现实，如果我去其他地方工作或者生活，我可能很难有一个在场的感觉，去理解我们的生活，理解社会。”
“风流一代”这个词，贾樟柯说，这个名字指的是变革的一代，不安分的一代，希望社会变化，希望获得更多自由的一代人。贾樟柯在剪辑时认为，手头的这些素材，纪录的就是这些人物和他们所处社会变革的过程。
拍摄早期，他们遇上了SARS，“那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一到夏季，它突然有一天就不见了。”于是，当COVID-19来的时候，贾樟柯觉得情况可能一样，也许一个月，两个月之后，疫情就结束了。事实并非如此，“我没想到它会经历这么长时间。”在全球爆发下，边境封锁，航班熔断，出行受限，他觉得前二十年的那种快速变革好像已经结束了。贾樟柯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可能未来的电影会分为疫情前的跟疫情后的，”在那种心理状态下，他想《拿数码摄影机的人》应该结束了。